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

　　鲁迅，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的文学，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而《阿Q正传》正是体现这一创作特性的经典之作。

　　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虽然不能和其浩淼磅礴的杂文相比，但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彩的一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鲁迅的小说的成就主要在短篇，其小说基本收在《呐喊》(14篇，1923)、《彷徨》(11篇，1926)、《故事新编》(8篇1936)三本短篇集中，其中《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伟大的开端，开辟了我国现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而同收入《呐喊》的《阿Q正传》则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作品，是鲁迅小说经典当中的“经典”，而阿Q形象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形象。对于哪篇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人们肯定也有不同看法。但《阿Q正传》得到了最大多数的认同应该是事实，《阿Q正传》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成了世界名著，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阿Q正传》是鲁迅写得最长的一篇小说了。那么这部鲁迅的最长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为什么能成其为经典?是怎样集中体现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与艺术成就的呢?借鉴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泛性沦”，我认为首先是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恐怕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构成了一部阿Q接受史。

　　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小说开始连载时，茅盾就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精神”更是至今还是被人们所熟知并经常挂在嘴边的人的一种称为“精神胜利法”的精神品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小说实质上是对现代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在《阿Q正传》中鲁迅由此开掘出“封建社会人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这里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这种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最终的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其次就是他的经典的语言和“格式的特别”，当然他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犀利、冷俊、生活化而又富有战斗力，杂文里有小说化的语言，小说里同样有杂文化的语言。在本篇小说里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真能做!”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等等。

　　20年代，茅盾曾称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通过自己的消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再加上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髄，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呐喊》里的14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具有新锋性与实验性。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来看，在《阿Q正传》中：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声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什么、名字怎么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阿Q的命运采取了有距离的冷然旁观甚至略带嘲讽。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视点逐渐集中于阿Q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Q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Q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救命”一声的呐喊，巳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里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者、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主观抒情性”的特性的。

　　最后才是《阿Q正传》中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所具有的社会史或者叫做史诗性质，辛亥革命并没有给未庄带来什么变化，至多也只是死水微澜，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革命是“政治革命脱离思想的革命运动”忽略了国民性的精神改造，忽略了底层人民的力量，是不彻底的革命，《阿Q正传》从未庄的这一处场景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与社会的史诗画面。当然这是纯粹从文学角度来进行的考察，其实这一点也并非不重要，我们常常把那种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社会画面的小说称为史诗性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能够被称为史诗性作品的通常都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鲁迅却以短篇小说达到了史诗的效果，应该说这跟他在短小的篇幅内容纳巨大的思想历史内容的超人能力是分不开的。

　　关与《阿Q正传》正传的研究、理解从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阻力之一，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阿Q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再到50—70年代末强调阿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者”，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小说反映了象阿Q这样农民的本质的革命思想;再到近年来对“阿Q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 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现在有许多对人对鲁迅提出质疑，甚至是攻击性的批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认为鲁迅不该把那么多时间放在毫无价值的杂文上，而且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认为鲁迅不该把文学作为工具，太干预生活了，具体到阿Q正传则认为它结构呆板。总之，在他眼中，张爱玲和钱钟书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而鲁迅则不过如此;王朔提到鲁迅没写长篇，不能成其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对鲁迅的批评，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连鲁迅的崇拜者也觉得他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长篇巨著好像真是一个缺陷。

　　但其实写好短篇小说或许比长篇小说更难，因为世界上的短篇小说大师明显比长篇小说大师少得多，寻遍世界文学史，也就只能找出莫泊桑，契诃夫，爱伦·坡，欧·亨利，博尔赫斯，卡夫卡，鲁迅，或者可以加上蒲松龄?可见写好短篇是多么的难!如果说短篇真的在思想的深度和内容的容量上无法和长篇比的话，那么鲁迅也就打破了这个规律，他的短篇象《阿Q正传》，就因他超人的深刻和高超的技巧居然达到了史诗效果，其思想和内容含量丝毫不逊色于优秀的长篇巨著。实际上鲁迅的所有小说加上《故事新编》加起来也许只相当于钱钟书的《围城》那么厚，但无论钱钟书、巴金、老舍，还是茅盾的厚厚的小说集有哪一部能称作经典呢?其实从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短篇倒正应该是主流，谁还耐烦看长篇，说句对托尔斯泰不恭的话，他的《战争与和平》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重要的不是写得有多长，而是写得有多好。

　　鲁迅是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时代潮流紧密结合的，具有现代性;但他身上同样从没失掉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传统、品性，因此他也是民族的。鲁迅的小说并不唯美，但一直到现在都不曾较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的王尔德、沈从文等的作品逊色。单单从《阿Q正传》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小说不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的、经典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之林，鲁迅的小说也有一席之地，他的小说是独特的、精彩的、给人以力量的和让人回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