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的恩怨

　　编者按：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苏轼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苏轼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

　　苏轼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轼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轼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轼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轼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轼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轼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苏轼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苏轼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苏轼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苏轼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苏轼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苏轼，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苏轼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苏轼，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苏轼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苏轼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苏轼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苏轼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苏轼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苏轼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苏轼要重提旧怨。苏轼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苏轼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苏轼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苏轼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苏轼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苏轼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苏轼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轼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苏轼，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苏轼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苏轼着手重修，苏轼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

　　苏轼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轼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苏轼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苏轼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苏轼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苏轼的看法，而苏轼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苏轼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本文摘自《漫话苏轼》，莫砺锋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