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唐朝做大官

　　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开明的唐朝做大官 ，而王安石可以在宋朝当宰相?唐宋的文人身份好像差别好大，为什么?”乍看之下，觉得这两个疑问挺寻常。但是，稍加回味，不得不承认，这是两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被汉朝以后的历朝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儒家学说不是有“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吗?包括李唐在内的历朝皇帝们不是喜欢制造“野无遗贤”的和谐局面吗?李唐王朝实行的不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吗?如果都是“是”，那么，诗歌创作方面早年即已崭露头角、中年时期名满天下、日后更成为千古诗圣的杜甫，仕途却那么蹭蹬，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实职不过是一个八品的左拾遗。认真计较起来，肯定不是大唐王朝的光荣事件，不是杰出文学家的合理命运，也不是中国历史的正常现象。

　　论政治开明、军事强大、经济昌盛，论思想自由、文艺繁荣，宋朝都难以跟唐朝相匹敌。但是，人生遭际上，为什么会出现唐朝文人反而普遍不如宋朝文人的现象呢?——唐朝最出色的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孟浩然等一大批，不是昙花一现、沉寂下僚，便是以白衣身份终其一生。而宋朝文人，除了柳永、姜夔等少数几位，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不是曾在朝廷中位居津要，便是在地方担任封疆大吏。就连堪称赍志以殁文人典型的陆游，也做过地区级长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苏轼苏东坡，做过好几个地方的地区级长官之外，最高职位是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观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价值观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随性。这方面，李白是一个典型。青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之外，杜甫还学剑、学游侠、学道、期盼成仙，后来甚至成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寻仙不辞远”。李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积极追求仕进。但是，李白同时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欢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结伴隐居，过寄情诗酒、放浪形骸的日子。就连“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杜甫的随性散漫，也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第一次科举考试前，到吴越一带漫游，一游就是四年多。回到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失败后，游齐赵，五年多。三十岁时，因为结婚，回到东都，在偃师陆浑庄筑室而居。三十三岁那年秋天，曾跟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三十四岁那年再游齐鲁，跟李白盘桓了一段时间。因为献赋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四十四岁才得到第一个职位——河西县尉。但是，杜甫拒绝了。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后，杜甫自嘲是为了挣几个酒钱，勉强上任。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逃出沦陷了的长安城，冒险跑到肃宗行在所在地凤翔，得到左拾遗的职位。才一年多一点，因为替房琯辩护，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上只待了一年零一个月，就因为关中闹饥荒，辞官不干了。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自由散漫，即使生在宋朝，大约也是很难把官一步步做大的。唐代文人显然普遍缺乏混官场的耐心，杜甫们向往的是风云际会、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当不切实际。

　　其次，跟科举取士规模有相当关系。唐朝虽然号称科举取士，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进士科。但实际上，每科及第进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个人，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个人。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规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数量上的差异，对文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进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机，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种人生的搏击过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跳龙门”的游戏。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进士考试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传赵嘏所作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曰：“进士科得之艰难，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诗云。”都是唐朝科举弊病很好的写照。考个进士，要扒掉三层皮，花掉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哪里还有时间精力，去从政，去飞黄腾达?杜甫的考试、求官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唐代进士科这座独木桥，浪费了太多优秀文人的才华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体地位有关系。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军人出身，杜甫的天子宝座是从后周幼儿寡母那里夺来的。杜甫深知军人对于皇帝宝座的危险性，因此，杜甫登基不久便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武将排除在最高统治集团之外。同时立下规矩，不准其继任者随意杀害文人。从此，赵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组成，武将的地位、级别受到严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体身份也空前高贵。

　　而李唐王朝，虽然也不乏喜欢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皇帝，但是，杜甫们大量使用勋臣后裔和武将担任朝廷或地方军政要职，对于文人并不特别眷顾。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曾经在历经坎坷之后，发出读书无用的感慨，向往军功进身之路。有众多诗句为证：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钱起的“雁门太守能爱贤，麟阁书生亦投笔”(《送崔校书从军》)，杜甫的“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崔涂的“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儒生只读书。看取不成投笔后，谢安功业复何如”(《东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如果说，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么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风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风坠地面。

　　当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时，文学成就却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几位大诗人的艺术造诣，是绝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尘莫及的。杜甫的“文章憎命达”，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的就都是这个得失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