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故事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今天学习啦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鲁迅背后的故事，故事具体内容如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与朱安结婚
1906年夏天，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奉母亲之命，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结婚。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享福的美事。
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婚后四天，他便毅然东渡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
1919年冬天，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的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三年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由于担心流离失所，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北京还是回绍兴，如果她回老家去，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1924年5月，朱安和婆婆一起，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小四合院。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厦门，同许广平女士结百年之好，后来便长期居住在上海。这其间，他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过北京两次。不过，鲁迅始终没有跟朱安离婚。
对于朱安，鲁迅是放弃但不抛弃。他对朱安或许没有爱情，可一个“义”字还是有的。离婚，对于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人何以承受?不离婚，对于自己这样一个“新人”又何尝不痛苦?一方面要忠诚于良心，一方面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处于道德与爱情之间的鲁迅，恐怕也只能选择这个折中的办法。
与许广平同居
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当时学校所有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面对伟大的爱情，我们没必要为贤者讳，即使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也没有避讳这一点，他们的“为了爱而同居”，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鲁迅的不离婚，恰恰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心。“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鲁迅，以瘦弱的肩膀，在爱情的天地里，承担起了道义二字。
暗恋萧红说
有人因为鲁迅与萧红大都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都有肺病和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共同语言多，对话范围广，就认为鲁迅和萧红在潜意识中彼此暗恋。
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中谈到，鲁迅跟萧军、萧红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
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量的感情空间。
延伸阅读
鲁迅暗恋过的北花马钰
在30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而漂亮。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1903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7年苦读，一起毕业。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着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
“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
马珏又大约在1926年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鲁迅喜欢马珏,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
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
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