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

　　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伟大功臣，大家知道哪些关于他的故事呢？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了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希望你喜欢。

　　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党和国家才考虑发工资进而将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最初的工资定级标准是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担任职务高低。

　　邓颖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天津地委妇女的。后来她又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中央妇委委员、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机要局局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不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因此，确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完全可以定为行政3级或4级。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她只要求给自己定为行政5级工资。

　　据曾跟随周恩来20多年、后来担任周恩来行政秘书暨西花厅的何谦回忆，当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组部关于西花厅工作人员工资的批复件后十分高兴,在稍有闲时就见缝插针向他汇报。他先汇报了中央批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后又一一汇报其他人的工资定级情况。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当汇报得差不多时，突然问：“何谦，你的工资批定的是几级?”“中组部批的是行政12级。”何谦高兴地回答。“那么李银桥呢?”又问。“行政13级。”何谦回答说。“他为什么比你还低一级呢?”“他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参加的。他比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晚了两年。”“这好像不好吧?”周恩来像是自言自语似地说着、思考着。忽然，他眼睛一亮，对何谦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于是，何谦随着周恩来到了邓颖超的办公室。遵照周恩来的意思，何谦一进门就把中央审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的批复件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这时，周恩来望着邓颖超说：“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5级的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连忙毫不犹豫地说：“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你的意思我照办。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求再降下一级，拿行政6级的工资吧。”说完，邓颖超立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写了一份要求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5级降为6级的报告，并让何谦转报中央。

　　何谦随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周恩来又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自请降下一级工资好吗?”就这样，何谦和李银桥不但所任职务为同一职级，所拿工资也完全一样了。

　　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二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周恩来如何处置11名美国间谍案

　　事件起因为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处无期徒刑，被告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美国人得到消息后朝野震惊。

　　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周恩来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但美国并未就此罢休，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会晤的愿望。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最终，考虑到中美关系交往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方决定释放11位美国间谍。

　　当法官宣布释放决定时，这些人开始都不敢相信，过一会儿当他们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时，罪犯们顿时异常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连连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

　　中国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中曾参与斡旋的印度、缅甸等国政府，都对中国政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关于周恩来的经典故事三

　　1917年7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先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仲恺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任大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廖仲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1924年2月，蒋介石擅自辞职后，廖仲恺代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7人筹备委员委员长，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种种困难，开展筹建工作。同年5月被孙中山特派为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军校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设立政治委员制度。

　　有一次，廖仲恺约见了在政治部协助工作的原广东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张申府，问他有无适合人选推荐到军校工作。张申府当即应承，向廖仲恺推荐了十几个留欧学生，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据此，1924年2月6日，在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廖仲恺正式向孙中山汇报、推荐了周恩来，称说他“是一个很能干、很有经验的年轻共产党人”。孙中山听后，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军校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周恩来回来旅费有困难，我们可以立即给他汇去。”“国民党员也罢，共产党员也罢，现在都是本党的人了，都一起来做革命事业。下一步还可多吸收一些中共的人来。”随后廖仲恺即通过广东中共负责人联系上周恩来，并寄去旅费。周恩来亦答应处理好那边事情，即启程回国。

　　三个多月后，即1924年6月6日，周恩来接到中共的调令，正式启程回国。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9月中旬，周恩来回抵香港，他在香港给中共中央写了工作报告。月底离开香港，奔赴广州。随即接受中共任命，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同时受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11日，周恩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与廖仲恺这两位伟人便相识相聚工作战斗在一起，直至1925年8月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刺杀，壮烈牺牲。

　　期间，这两位伟人为中国革命真诚合作，舍生忘死，积极努力，交往配合，留下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一起力主镇压了猖獗一时的商团暴乱，巩固了广州革命的大本营，使广州大革命运动得以继续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周恩来与廖仲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一起共办军校，开创了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廖仲恺被军校师生称誉为“军校的慈母”，周恩来则被赞誉为政治部中的一团火焰;在孙中山北上及病逝之际，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苏联顾问团支持下，一起力主策划组织革命军参加国民革命，进行扫荡陈炯明军阀的首次东征，一起组织回师，平息杨刘叛乱，一起采取得力措施，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廖仲恺任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广东省省务会议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廖仲恺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极端仇视，指使胡毅生、梁鸿楷、魏帮平、朱卓文等人暗杀廖仲恺。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到设在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9时许，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国民党右派人物朱卓文、陈顺等刺杀。廖仲恺当场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广州震惊，全国震惊。广州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苏俄友人，各界人民群众纷纷集会，以各种形式悼念廖仲恺先生。周恩来发表《祭廖仲恺文》，并撰写《勿忘党仇》等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廖先生的深厚感情和敬意。此后，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了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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