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怎样以貌取人的

　　在常人眼里，“以貌取人”就是将人的容貌言行等外在的标准作为对人进行评判和选取的标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以貌取人已经开始与选官制度相联系。接下来，我们去看下古代是怎样以貌取人的?

　　儒家的礼仪中有专门的“容礼”，儒家经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君子应该具备的“威仪”的规定;而在先秦“威仪”也被认为是“君子”这个阶层的固有属性和高贵教养。

　　虽然在战国选官时，已经存在着“另一种对面貌娇好的偏爱”，但他指出这种“以貌取人”与贵族和教养没有必然联系，而是来源于人们“爱美”的社会心理。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就说明君主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完全将个人好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和教养都被抛弃了。

　　“以貌取人”在不同时期“貌”有不同的标准，并没有明显的阶层和身份色彩

　　到了汉代，人们崇尚的是阳刚之美，欣赏的是“体貌丰伟”和“仪容端正”，在选官时，对身体和容貌提出了一些要求，一般是要求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对一些特定的官职有比较详细的要求，如对谒者(汉代的一种礼仪性的官职)就要求相貌端正，声音洪亮等。

　　汉人是很重视容貌的，出众的容貌拓展了仕途的例子很多，如西汉的江充就是凭借相貌出众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进而得到了重用。而扬雄虽有才气但因相貌平平，而被当时的人小瞧。

　　魏晋至南朝时，风气为之一变，名士欣赏的则是阴柔之美。名士只有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甚至有人认为病态美才是最美的。这一时代的容貌欣赏具有很多的阶层和身份特点。

　　唐代选用官吏提出了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对身高等等有了比较具体的标准和要求。但“以貌取人”在唐代选官中并不占有太大的比重。

　　科举制度的普及，以文取人淡化了对容貌的要求，很多相貌丑陋的人做了高官，有的甚至做了宰相。到宋代，武官一般要求身材魁梧的人担任(直到明清也是如此)但文职主要看才学，外貌身体条件相对宽松，残疾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有个右腿瘸、左眼盲的人当了状元。

　　从先秦到宋，出于人之常情，长得好看的人在选官时比丑的更受欢迎，这也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但最主要的还是看能力、才学和品行，容貌并不占重要地位。

　　明清选官中的“以貌取人”被强化，体现了专制制度强化下“主子心理”的加强。

　　到了明清，容貌在选官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在官员的考核中，容貌的评价竟占到了六分之一;科举殿试时还经常以容貌定状元，有的人甚至因为名字好而当上了状元。太祖朱元璋自己长得叫人不敢恭维，但对状元和官员的容貌却挑三拣四，十分可笑。很多有才华的人因为相貌丑陋而落选。

　　在明清社会，如果说以前皇帝和选官部门“以貌取人”更多的是一种“爱美”的社会习尚的话，这时，皇帝和选官部门的“主子心理”得到更明显的体现。皇帝和有司有时候会以貌取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未能免俗，屈从于以貌取人的社会习尚了;同时，这习尚升级为一种‘主子心理’：奴才的容貌得让主子悦目。这时专制者对臣民的予取予夺能力之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是以要求官员的身材和脸蛋也得让皇帝养眼开心了。”就像明朝皇帝，挑学生，挑状元，挑官员时经常以容貌作为标准。

　　清代选官中有一种“大挑”之法，就是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选一等的3人作知县，二等的9人作教职，这种选举6年举行一次，其标准就是“身”和“言”，大挑时的验看实际就是以貌取人的。这种以貌取人，具有一层游戏规则的意义

　　“社会流动趋于活跃，无数士人奔竞钻营于仕途上，竞相推销自己，这时候就成买方市场了。朝廷是买主，士人的奔竞显示了对官本位的高度认同，这局面本身就是帝国统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不能让士人闲着;但国家的官缺很紧俏，因此又得建立一种游戏规则，以淘汰一批人，保留一批人，总得想办法把大多数的人卡下来刷掉。大挑的面试方法就有这个游戏规则的意义。”

　　士人们面对着考试，在容貌上任由满清王朝挑来挑去，“就是这个阶层进一步丧失自主性，独立精神和文化尊严的表现，进而是皇权强化，官僚政治强化的表现。”他认为，“历史后期以貌取人的情况，包含着‘主子心理’和‘游戏规则’的双重作用。”

　　传统的心理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内心的警觉和批判不应仅是一时一事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政府努力贯彻人员选用时的公平公正原则，企业也以找到才学识兼备的人才为首要目标，可是在千年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之下，加之目前人才供求方面的买方市场，很多人依然有意无意地在“主子心理”“游戏原则”指导之下，选用人才。这是亟须警惕的。

　　当我们看到大量青年为工作而整容，当我们听到依然有很多人因为相貌被排挤在成功的大门之外，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不良传统的分析和批判绝不应该是一天两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