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佛教是怎样的

　　东晋佛教，是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间的佛教。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东晋佛教是怎样的?

　　背景知识

　　东晋时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而加以提倡，其中佛教在后赵、前后秦、北凉均十分流行。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1]。

　　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东晋佛教：北方佛教

　　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发轫于西域沙门佛图澄(232—348)在后赵的弘传。

　　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屯军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通过他的大郭黑略，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各族的人民逐渐奉佛。

　　后来石虎即位，迁都到邺城(今河北临彰县西南)，也很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并产生了许多流弊。但佛图澄本人严守戒律，深解佛典，且通晓世论，在讲说时，只标明大旨便令首尾了然。追随他受业的弟子常有数百人。其见于史传的，有系出天竺、康居远道来受学的竺佛调、须菩提等，有跨越关河来听讲的道安、竺法汰、法和、法雅、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等。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经师)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建都长安，其地处于与西域往还的要冲。前秦统治者第二代苻坚笃好佛教，所以当他在位时，佛教称盛，道安实为其中心人物。道安(312—385)原来在邺师事佛图澄，后受请到武邑开讲，弟子极多。东晋兴宁三年(365)，为了避免兵乱，他和弟子慧远等五百余人到襄阳，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讲《放光般若》二次为常。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了襄阳，就送道安和习凿齿往关中。道安住在长安城内五重寺，领众数千人，宣讲佛法，并组织佛典的传译。当时译人僧伽提婆等翻译经论时，道安常与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此外他还决定了沙门以释为姓，并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又创编经录，疏注众经，提出了关于翻译的理论。其高足弟子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就中慧远尤著名。

　　和道安同时的名僧，有他的同门京兆竺僧朗。他初在关中专事讲说，后移泰山西北的昆仑山中，学徒百余，讲习不倦，苻坚累次遣使征请，均辞不赴。后来苻秦沙汰众僧，也特别把昆仑除外。

　　佛教在后秦，比前秦尤盛。后秦统治者第二代姚兴，也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罗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于龟兹，广究大乘，尤精于般若性空的教义。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坚遣吕光等攻龟兹，迎罗什，到凉州时，苻秦已经灭亡。到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出兵凉州，罗什才被请到长安，入西明阁和逍遥园从事翻译。其时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一作常)、僧影、慧观、慧严、昙影、僧睿、道标、僧导、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长于罗什的中观性空缘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时即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从罗什受业，后来和僧睿等入逍遥园，详定经论。他在罗什门下十余年，有《物不迁》等著作，后世合编为《肇论》流行。

　　当时先后来到长安从事译经的，还有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都是罽宾国人。

　　当姚秦佛教鼎盛时，长安僧尼数以万计，非常杂滥。弘始七年(405)，姚兴以罗什的弟子僧略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为“僧录”，令管理僧尼的事务。

　　东晋佛教：南方佛教

　　同时南方东晋地区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为中心，主持者慧远。慧远(334—416)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柢，后从道安出家，对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关，分散徒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率众行道，并倡导念佛法门。他以江东于禅法无闻，律藏也残缺，令弟子法净、法领等到天竺去寻访。一听到罗什来长安，便致书通好，并就大乘的要义往复问答(后人集为《大乘大义章》)，又节录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他还请佛陀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从事经论的传译，对佛教各方面均发生很大的影响。其弟子有慧宝、法净、法领、僧济、法安、昙邕(先曾师事道安)、僧彻、道汪、道祖、慧要、昙顺、昙铣、法幽、道恒、道授等。

　　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是东晋王朝的首都，佛教又为当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里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佛陀跋陀罗(359—429)，迦维罗卫(今尼泊尔)人，于禅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达长安，住在宫寺，教授禅法，门徒数百人，名僧智严、宝云、慧睿、慧观都从他修业。他常和罗什共究法相，咨决疑义，后因和罗什见解相违，引起双方门徒间的龃龉，被罗什的门人所摈，只得和慧观等四十余人南下到庐山。随即应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

　　他在庐山一年多，更转到建康，住在道场寺。义熙十四年(418)，和慧义、慧严等百余人，传译法领在于田获得的《华严经》梵本，经过两年，译成五十卷(后世作六十卷)。又和法显译出《摩诃僧祇律》等。慧观(?—453)先曾师事慧远，既而听说罗什到了长安，就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当时罗什称赞他说：“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

　　第一。”后来跟随佛陀跋陀罗南下，辗转去到建康，住道场寺。昙无谶所译大本《涅盘》传到建康时，他参与慧严、谢灵运等的修订。所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等。他又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大别作顿、渐二教，在渐教内更开作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五时。

　　此是中国判教的嚆矢，后来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来作根柢。慧严(?—443)三十岁时到长安从罗什受学，和慧观同为什门八俊之一，后来回到建康，住东安寺，所著有《无生灭论》和《老子略注》等。

　　此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就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法显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在中天竺巴连佛邑，获得《摩诃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更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了两年，又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的梵本。然后，经南海回到青州长广郡界，更南来建康，就佛陀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一卷。和法显同时求法天竺的，有智严、宝云。智严(358—437?)到罽宾，从佛大先咨受禅法，后请佛陀跋陀罗一同东归，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在罽宾逝世。宝云(376—449)历游西域诸国，广学梵书，博通音训。在法显西行四年后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昙纂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行经罽宾、迦维罗卫，到阿育王旧都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和法显一同在婆罗门罗阅宗家里获得《大般泥洹经》梵本。以上诸人回国后都曾翻译一些经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业绩。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竺潜(又作竺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本无”义。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摩罗佛提，天竺昙摩蜱，罽宾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罗)昙摩难提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307—312)东来，正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317—322)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十诵》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后一年(406)，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把最后一诵改作《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其次，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年(413)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