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历史

　　东晋(316年-420年)，中国朝代名，是由西晋皇室后裔司马睿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朝廷，统治范围因为中原陆沉，形成特殊的统治形式。下面是小编给大家介绍东晋的历史。

　　西晋覆亡后，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者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 (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江南也不平静。但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率领乡里私兵，支持司马睿。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

　　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另立白籍，以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廕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

　　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次等士族，则先在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明显对立，内部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起事。

　　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没有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甘卓、纪瞻。

　　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懮忿而死。沈充、钱凤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侨人、南人之间的对立。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 (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

　　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

　　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不变。但此时已非西晋，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然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 (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每亩税米八升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 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

　　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廕流民为佃客，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又比西晋增多。而官僚贵族所廕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

　　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廕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东晋存在北人与南人、士族上层与下层、皇室与士族、中央与地方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王氏扶持司马氏政权，也反映皇室与侨姓大族的矛盾。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大批徵调士族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自领扬州牧，集大权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故，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来的寒族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和寿春。他们不满大族庾亮、卞壸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 (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对立。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

　　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 (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桓温晚年藉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

　　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年)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 (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南方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 (347)桓温西征灭之，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

　　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懮。

　　隆安三年 (399)爆发了孙恩、卢循民变，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民变，讨平桓玄，对外北灭南燕，西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两汉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

　　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极多。其中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荀勗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

　　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宁五年 (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頠、郭象，东晋有张湛。

　　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

　　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与潘岳，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取胜。

　　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

　　由于玄学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还撰佛国记，极具史料价值。

　　西晋佛教的发展，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 (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做了总结。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

　　僧肇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才能顿悟而成佛。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着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卫夫人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