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诗歌文化

　　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时，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两晋的诗歌文化，希望对你有用!

　　竹林七贤图图片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代表作

　　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两晋时期的诗歌文化

　　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鸟》等。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