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史通》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国学经典《史通》。

　　《史通》内容简介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

　　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历史编纂学

　　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