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误读》的读后感

　　《历史的误读》是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的一本学术随笔，涉及中国近代史学和政治学中较广泛的问题领域，如对辛亥革命结局和实质的探讨，对宪政问题、法制与社会转型问题的反思，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近代史著名人物的细致分析和思考。下面是关于《历史的误读》的读后感

　　本书是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刘济生先生的思想随笔集，文笔隽永，思想深刻，对许多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秦家店的黑幕，对中国历史上的“孔家店”和“秦家店”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打倒秦家店”的命题;第二辑：伦理政治的终结，对儒家文化和孔孟思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第三辑：现代中的传统，对中国国民性以及人格尊严、奴性、主子性等问题做出深入思考;第四辑：皇帝建造的庄园，通过泰山祭孔，失掉原样的名人故居，现代的广场等问题，发出了人文的忧思;第五辑：走出“血酬定律”，通过对一些好书的书评，阐述自己的看法。

　　“大学生读本”主编赛妮亚认为：本书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历史的误读》读后感：

　　北京三联书店最近推出了郭世佑先生史学论文集《历史的误读》。所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发表时间上限在上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一卷在手，不仅可以呈现郭先生个人的近代史研究历程，还能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因为，自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中的关键性理论突破，郭先生几乎是每役都有参与。如太平天国的阶级属性，曾国藩的历史功罪，李鸿章是爱国还是卖国，洋务运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争论，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争论，甲午战败的原因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提法的起源，历史教科书的评价等等问题。

　　他与他的前行者提出的观点，一些在当时曾被当作“异端”，现今已被史学界接受，成为我们时代所共享的“常识”，一些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此后史学界仍在讨论，而今天读来，却还能感觉它那振聋发聩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一特征，郭先生这本史学论文集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三联版的《历史的误读》，尽量恢复了文章在正式刊发时删节了的段落、章节与文字。正如作者所说，尽管我们一再宣称思想无禁区，但出版有纪律。这种“内部纪律”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之大，直接导致许多学者的自我审查。而对于郭先生这样的“观念上的突破者”，则意味着，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运思如何才能把一件新的史料、一个新的观点，一个“犯忌”的概念表达出来，而不是一开始就被扼杀在编辑们的裁剪刀下。本应“我手写我心”的思想表达却不得不沦为一种走钢丝般的特技。其中一些文章的发表，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笔下的近代史》《毛泽东是不是历史学家》两篇文章，本来是一气呵成的一篇长文，却被编辑们强行拆散。

　　现在想“破镜重圆”也无能无力了，作者只好附加脚注略为提示。一般史家论学，总要表白自己“价值无涉”，以“学术中立”的时髦遮盖自己的价值空洞与行事犬儒，似乎历史学也能像物理化学、桥梁工程一样“客观”，可以排除研究过程中史家的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可以与自己的史观、史识、史德“无涉”。但郭先生此著却公开自己的价值诉求，清晰表达出一个史家应有的历史观念，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地让位于事实;二是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摈弃民族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的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是从历史发展潮流出发，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所左右。

　　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郭先生史论中对此价值评判的坚守，虽然，在中国语境中，这样做颇为艰难，有时还很不讨好。作者的近代史研究历程曾经历人物、事件、史论这样的顺序，而今研究领域向历史哲学、史学教育方向拓展，《历史的误读》即按这种理路编排，以“史事归真”、“人物显真”、“史评道真”、“史论求真”四个栏目辑录文章。这样的编排，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无论是“显真”、“归真”，还是“道真”、“求真”，均含一个“真”字，“这并非作者的个人偏好或刻意标榜，而是历史学的精义与历史专业的基本规训之所在，也是作者忝列教师职业的行规所在，历史专业与教师职业的双重规范，决定了吾辈除了求真道真，就别无选择了”。

　　历史学家的天职在求真，与郭先生先前几本著作一样，《历史的误读》一仍“真”之主题。在史学之求真方面，郭先生似有系统的思考与开拓创新处，本文也拟以此为题，对郭先生史学求真的运思，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固然，史学之求真，最基础的是史实的真伪，证据的虚实。这一层面的史学之真，不需太多的解说，让证据说话便罢。但历史的真伪并非只在这一技术层面，而有着远为复杂的情状与远为丰富的层次。首先，在中国语境中谈历史之真，必然面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中国近代史研究面对的最大障碍，不是史实真伪混淆，而是正统史观对求真的制约。

　　历史教科书，从小学到大学，千篇一律，都是革命史观建构的“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但郭世佑先生通过严谨而娴熟的文本分析指出：毛泽东论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前后矛盾之处颇多，他是“按照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来阐述中国近代史”，“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因此，其史观，就具有“主观性”、“时效性”、“政治性”、“多变性”，“不仅论点不一致，变动不居，而且还不全符合历史实际”。

　　更进一步，他以充分的同情，揭示出这种特征的产生与作为职业革命者、而非历史学家的毛泽东个人身份之关系：“他对近代历史资料的掌握相对有限，并不十分丰富;他的叙史、评史之目的与其说是求真，还不如说是求用，政论多于史论，时评多于史评;他的近代史论述只散见于某些讲话与文稿，有的论点经常多变，还缺乏独立完成的历史论文，遑论历史著作，代表作阙如。平心而论，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是职业革命家，并不兼具历史学家的身份。”郭先生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有关近代史论述自成体系，可以成“一家之言”。文章还特别点出一些被忽略的“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真知灼见”，如中国社会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社会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性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