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春秋公羊传》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华泱泱大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岁月长河的流逝下，中国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遗产，每一篇古文都显得尤为珍贵。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儒家经典之《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的简介
《春秋公羊传》，中国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经典之一。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据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戴宏《序》说，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写定。该书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统一封建社会起了促进作用;同时，该传的某些思想为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发展成“三世说”，并借以发挥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注释本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公羊义疏》，清陈立撰。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被列入十三经中。
公羊传的理论特色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的流传情况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着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1995年，蒋庆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为当代公羊学重兴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