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孝经》

　　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血液里都流淌着谦卑、爱人的优秀品质。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礼仪之邦，我国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古国之一，有着渊源流长的文化背景，中华历史文化悠悠五千年，在岁月的流逝中，我国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诗词歌赋，下面，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儒家经典之《孝经》。

　　《孝经》简介介绍

　　该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

　　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成书时代

　　《孝经》的成书时代问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争论不休悬案。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如下几家：第一，孔子自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艺文志》、《孝经纬钩决》、邢昺《孝经正义》、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书持此观点。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又如《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从《孝经》的字面看，这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因为《孝经》通篇都;子曰"。汉代儒生大多持这一见解。然而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此论又与《孝经》的文字有直接的矛盾。如《孝经》开始就说："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这完全是第三者描述孔子授课的记录语体。且孔子也不能自称"仲尼"，而对着学生叫"曾子"，《论语》一书，都是直呼其名"曾参"或"参"。所以《孝经》的人称用法，

　　是与古人的习俗严重违背的，讲究礼仪规范的儒生当不至于闹出如此笑话。第二，曾子所录。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说："曾子躬行匹夫之孝，而未达天子诸侯以下扬名显亲之事，因侍坐而谘问焉。故夫子告其谊，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为大也，遂集而录之，名曰《孝经》?;此说也是从《孝经》字面意义而发的，但从思想的内涵看，《孝经》的许多内容，与孔子、曾子的观点又多有抵触之处，突出表现在"谏争"问题上。孔子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曾子说："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可《孝经·谏争》却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哉?"很难想象，同一个曾子会写出如此自相矛盾的文章。

　　第三，曾子门人编录。宋代思想家就开始怀疑《孝经》为孔子本人或曾子所作，司马光、胡寅、晁公武等人持此说。如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着明矣。详其文意，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也。"此说比较中允平实，得到了近、现代大多数学者的认同。笔者也有相同的认识，前文关于曾子学派的孝道观与《孝经》的联系，已多方论证，此处不再赘述。一些学者因《孝经》中关于"谏争"的思想，与荀子在《子道》中提出的"从义不从父"的观念极为近似，所以推测《孝经》当成书于战国末期。一些学者因《吕氏春秋·察微》一章曾经引证："《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这段文字与《孝经·诸侯章》完全相同，故断言《孝经》产生于《荀子》之后，《吕氏春秋》以前，大约在公元前240年-238年。(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但也有一些学者因蔡邕《明堂论》曾引魏文侯作《孝经传》，便断定此书是曾子弟子作于战国初年。(张涛：《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那样，《孝经》与《孟子》、《荀子》思想内容一致之处，就成了孟、荀二人引证《孝经》了。第四，子思所作。王应鳞、倪上述等人持此论。如倪上述《孝经勘误辨说》："孝经，……考之本文，揆诸情事，确为曾氏门人所记，且断与《大学》、《中庸》同出于子思。此三书之中，于仲尼则称字，祖也;于曾子则称子，师也。"这种说法从称谓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子思是孔子之孙，离孔、曾时代较近，其思想一致之处应当比较多，而《孝经》则与《中庸》及郭店新出土的竹简中属于子思子的作品，有较大的差距，难以使人信服。《孝经》

　　第五，七十子之徒遗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之徒之遗书。"阮元在《石刻孝经论语记》中说："孝经、论语，皆孔门弟子所撰。"这是清代学者的一种看法，但难免失之于笼统。第六，汉儒伪作。在宋代，即有人对《孝经》的作者与产生年代提出了疑问，宋明理学家以一种怀疑的精神对传统的经学提出了挑战。清代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亦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意，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仲尼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在近代的疑古思潮中，此说更有广泛的市场。梁启超、胡适等人均持此立场。现代蒋伯潜的《诸子通考》、杨伯峻的《经书浅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等着作，也都采纳此说。但此说与《吕氏春秋》有关于《孝

　　经》的记述相矛盾。而且论者也多将《礼记》归为汉儒的作品，可1997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竹简中，有《缁衣》一篇，与现行本《礼记》中的《缁衣》基本相同，?疑古派"们出了一个难题。

　　《孝经》以孝治天下

　　研究汉代的统治思想，必须首先简单回顾秦王朝的统治策略。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辉煌伟业，实质上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商鞅变法的实质，是在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制下，推动宗法宗族制度向宗法家族制度的转变。在政治上，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完成了从宗法血缘统治向地域政治制度的过渡。在经济上，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促使聚族而居的农村公社的瓦解。《史记》、《商君书》记载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上述措施的采取，迫使"三代"以来长期发生作用的血缘宗族瓦解，向小型化的宗法家族过渡。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秦始皇欣赏韩非的法家学说，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斥诸子百家为"六虱"、"五蠹"，使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些便构成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政治经济资本。兼并六国以后，秦始皇又将六国的旧贵族进行了大迁徙，使当地的宗族统治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

　　然而，秦王朝推行孝道，有两点是与儒家根本不同的。一是秦始皇过分迷信政治权力的作用，试图依靠法律来迫使全国民众接受孝道。显然秦王朝的统治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随着宗族制度向家族制度的过渡，在宗法分封体制下具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一体性质;周礼"已不复存在。对于广大的个体家庭而言，孝道不再具有强制性的人身约束能力，而是变成了一种道德伦理，对社会民众只能起教育和引导作用。法律只能禁人为非，但不能导人向善。《云梦秦简·语书》的作者就已经发现："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佚)之民不止。"显然，忽视了对民众的礼义教化是不行的。二是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在父子关系中片面强调为父一方的权利;在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上片面强调国家一方的权利;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片面强调物质利益的一方。结果是，秦王朝虽然也讲孝道，但只;尊尊"而无"亲亲"，忽视了孝道中调节人际关系的亲情温暖，使之变成了单纯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丧失了孝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在韩非等人的法家学说功利主义的诠释下，秦王朝所提倡的孝道，不仅达不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人们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加剧社会矛盾的爆发。

　　随着汉初一段时间"黄老之术"完成了与民休息的历史责任，儒家的"孝悌之道"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还在汉初奉行"黄老之术"时期，汉代的统治者已经开始提倡"孝弟力田"了。如《汉书》的本纪记载：惠帝四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下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说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在汉代，"孝弟"、"三老"、"力田"都是乡宦的官名，凡民能孝养父母，着力耕耘者，皆可以担任国家的下层官吏。汉代皇帝巡幸各地，常有褒扬孝弟之事。有时一个地方出现祥瑞，也认为是当地人民孝行感动上天所致，也要赏赐当地官绅。如汉宣帝甘露三年，诏曰乃者凤皇(凤凰)集新葬，群乌四面行列，皆乡凤皇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新蔡长吏、三老、孝悌、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汉书·宣帝纪》)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在这样一种全社会推崇孝道的氛围中，《孝经》的出现并受到高度重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