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巨著《论语》简介

　　《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部儒家最经典的书籍巨著。

　　《论语》的命名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⑴“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⑵“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他的。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论语》的篇章及作者

　　《论语》是由20篇断片的篇章集合而成，每一篇章以开头两字为本章题目。篇章之间的排列没有一定的道理，即便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

　　从整体看来，这些篇章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在仅仅20篇章中，出现了多次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重复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又重出现于《阳货篇》;又有基本重复的，如“君子不重”一章，同是讲君子之德，先见于《学而篇》，后《子罕篇》载“主忠信”以下十四个字，《颜渊篇》又载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这种现象的出现盖是因孔子对不同品性的提问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至于最后的编定者，学者们多疑心是曾参的弟子编定的，具体理由可参考杨伯峻先生所撰《论语译注》之导言。

　　《论语》内容阐释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主要阐释如下：

　　1、《论语》论“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爱人”。孔子极力鼓励人们“为仁”。

　　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为仁并不难。但孔子从来没有以仁赞许当时的任何人，就算是他本人，也从不敢以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可见仁又不容易做到。

　　说仁不容易做到，是把“仁”作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来理解，这种境界完美地体现“仁”的观念，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能完美地体现出“仁”;说为仁不难，是把“仁”看做向作为道德境界的“仁”前进的具体进程，或者说是实践活动，尽管“仁”的境界很难达到，但向着这个境界有所前进，则并不是难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们不能因为“仁”的境界难以达到而不敢向这一境界努力，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的努力容易为而不屑为，也不能将向“仁”这一境界前进中达到的某些阶段错当成“仁”的境界而停止前进。 人们都应该不断地向“仁”这一境界努力，《里仁》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到这一境界固然难，坚持下去也不容易。孔门弟子之中，颜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本人，虽然没有以仁自许，但坚持不断地为仁，则是他平生自负之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而已矣。”因此，为仁贵在坚持。

　　2、《论语》论“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行为当如何，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

　　具体说来，《论语》中言礼，大致言其有互相联系的三大功用。

　　第一，礼能创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整个社会则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若有矛盾，大家依礼为准，达成共识，矛盾也就消除了。这样，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云：“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第二，礼能明示行为规范。行为必须有个规范，有个标准，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礼就是这种规范，或云标准。人们的行为，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礼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那么，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以礼为标准。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么为标准?也是以礼为标准。当然，古今之礼，大有差别。《泰伯》中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因此，孔子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三，礼有文饰作用。一个人本质很好，心地善良，清纯无邪，这当然是不错的。如果他对待人接物、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不知怎样跟人交往、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还不能称完美。因此，对一个人来说，礼还有文饰的作用。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回答“文之以礼乐”，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质虽美，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不就是一种“文饰”么?

　　孔子所说礼的这三大功用，现代社会的礼也是同样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礼，包括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属于“法”的内容。因此，现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不如古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那样广泛和重要。

　　3、《论语》论孝、悌、忠、信、智、勇、恕

　　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从他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人类的其他种种美德，都包括在“仁”之中，或者说，这些美德都是“仁”在某些方面的体现。

　　《论语》中讲得比较多的美德，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下面略作介绍。 孝、悌。孝是敬爱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论语》中悌讲得不太多，不外要顺从兄长，对兄长恭敬有礼。孝讲得比较多。如何做到孝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仍具意义。

　　一是能敬。子游问孝，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赡养父母，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则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礼记?祭义》引曾子语云：“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则未必能行大孝。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是“为不为”的问题。认为谁给父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这实在是孝的误区。因此，孝父母长辈，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能养”。

　　二是能谏。君有过不谏，是谓愚忠;父有过不谏，是谓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过，父母有过，儒家都主张必谏。父母有过而能谏，方能称孝。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谏要注意两点。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而是“几谏”，“几”，微也。二是谏而不听，必须一直谏下去，且终不失其敬，终无其怨。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能忧而后能谏，谏而父母能改正缺点，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当然是孝子。后来的荀子也认为，大孝之人，不应该盲从父母，孝子当是“争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争者，能谏也。

　　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出力为父母服务，有了美食先敬父母，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内容，并不难做到，只有“色难”。“色难”，色养为难也。“色养”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要使父母愉悦。父母爱子心切，子女的不顺心之事，会使他们难过。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因此，有忧患，有愠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于色。一个人，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就应该谨于守身，免辱身以贻父母羞，免伤身以贻父母戚，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色养”。

　　忠、信。《论语》中提到“忠、信”之处甚多，孔子两次说应该“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学内容就是“文、行、忠、信”。

　　先讲“忠”。朱熹云“尽己之谓忠”，亦即尽心尽力之意。《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一条，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某“鄙夫”向孔子请教，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这也是“忠”。当然，《论语》中所讲“忠”也包括对国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再讲“信”。朱熹云“以实之谓信”，实事求是，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而有信。《学而》中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项。

　　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儿，小车无兀，其何以行之哉!”《宪问》中孔子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智。《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樊迟问智，孔子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为什么要敬鬼神?因为老百姓相信鬼神，为政者不敬鬼神，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姓。为什么要“远之”?因为鬼神不能赐福，为政者不能把希望寄于鬼神赐福，不能一天到晚向他们祈福。为政者不能做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明白事理，就是不智。能敬能远，才是智者。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须知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樊迟又一次问智，孔子回答“知人”，知人方能“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用有道者来教化鄙野无知者或邪恶者。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当然先要“知人”，并且明白事理。

　　勇。《论语》中的勇，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气，如“卞庄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为，如“见义不为，是无勇也”。此主要是指后者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先做勇者。孔子将“勇者不惧”列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恶勇而无礼者”。合于礼、合于义的事，敢作敢为，当然是好的，但不合于礼、不合于义的事也敢作敢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勇必须以礼、义节之。

　　恕。朱熹说“推己之谓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恕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问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们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这也是恕。当然，恕必须合于道义，必须与“智”相结合，否则易被邪恶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4、《论语》论教与学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文学技艺次之，这正是后世常说的德和才的关系。

　　孔子论学讲求好学与善学。好学贵在坚持，不断前进，为学“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他听孔子讲学，“无所不说”，“闻一知十”、“不违如愚”，不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也不提出新问题。他与同门也交往不多，更少切磋。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好了，他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进步会更快。

　　与“学”相关的是“教”。孔子是众所公认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绝大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兹择要介绍：一是“有教无类”，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我国教师学习的典范。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先进》云：“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

　　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

　　5、《论语》论为政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仁政的宗旨，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兹就《论语》中所及择要介绍。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孔子看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不敢犯法，但没有耻辱之心，道德水平低下，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其实，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意思是说，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要减轻人民负担，为政者就应该节俭。孔子把“节用”奉为治国之道。生活奢侈的为政者，如齐景公、管仲、季氏等，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崇尚俭朴的为政者，如禹、卫公子荆等，孔子极为推崇。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有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讲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举贤才”。古人很重举贤，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让他与自己同列，孔子闻之，赞道：“可以为文矣!”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孔子批评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孔子说，鲁大夫“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同样，能胜任滕、薛大夫之职者，也未必能胜任赵、魏老之职，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孔子说，每撰写外交文书，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其实，不独起草外交文书，其他政事，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论语》中的哲学思想

　　《论语》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孔子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位哲学家。他并不注重探究诸如世界的本源、人性的本质之类玄妙又远离社会现实的问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过，《论语》中也确实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哲学思想，兹择要论述。

　　(1)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2)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这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体现，孔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已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就称之为“天命”，或“命”。孔子有云“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知命”是为了利用天命，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体现了人们对把握必然性的追求，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3)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4)关于中庸，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说文》云：“中，正也。”“庸，用也。”“庸”也可释为“常”。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当是“中正不偏之常道”之意。既是常道，本无特异之处，但难就难在把握“中正不偏”。因此，“中庸”的核心，就是“过犹不及”。这一命题，见之于《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都是不符合标准。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