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作品评价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资治通鉴的作品评价，欢迎大家阅读。
资治通鉴的作品评价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光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万物父母，人类是万物之灵，主张各民族平等，爱护生命的主张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进步作用。他生活的时代虽然是中国分裂的时期，但是他却受到各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统一进程中司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导理论，被成吉思汗称为“天赐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和荐举他任职的承晖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张的仁义改变了早期蒙古残暴政策，推动了蒙古进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时也让贾居贞给他讲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贾居贞也同样是名臣，反对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华黎的后裔相威也担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献《资治通鉴》蒙古译本，可见木华黎家族对司马光思想理论的重视，就像木华黎对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样。史氏家族最有影响的史天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最喜欢《资治通鉴》，他是汉人中任职最高、最有实权的大臣，他担任右丞相封镇阳王，汉人中少数封王的很多原是国公，只是去世数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泽低的都封公爵，史书载只有史天泽未封国公，只封王。忽必烈时代有人谗言说史天泽势力太大，可见其地位和影响。史天祥主张仁义，救助过吾也儿、木华黎最亲近的史天祥和解救严实的史天倪都担任要职统领蒙汉众军，都主张仁义爱民。元朝是各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传播的时期，先进和文明的理论、科学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马光的理学思想也得到推广，也正是这一时期司马光逐渐开始被尊为儒家三圣，在许谦的著作中，他称司马光去世为理学发展阶段的标志，与古代把孔子去世作为经学发展阶段标志同样，认为司马光与孔子相仿，说元朝统一前的战乱是因为司马光去世后，伦理败坏的结果。元朝在统一不久后就开始在全国发行蒙文、畏兀儿文的《资治通鉴》，如同司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统一、仁义的理想那样，元朝早期社会发展进步是建立在进步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尊敬、崇拜司马光，认真学习《资治通鉴》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资治通鉴的失误之处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全文照录。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
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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