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对域外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诗经对域外的影响,欢迎大家阅读:
诗经对域外的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以后也不断有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译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成为几个世纪的学术风气,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密切联系,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作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几乎是《毛诗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日本当代学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通过来华的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19世纪初叶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关于是散译还是韵译,曾形成韵律派和散译派之争。韦理的译本可作为西译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译成优美的抒情诗,为了体现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乱原来的体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内容分类,附录又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与欧洲诗歌比较研究。高本汉的译本可作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方言、古韵、古文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北美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译本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译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巴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越南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诗经的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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