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为什么要设置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指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的四郡，即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西部的酒泉市(含县级市敦煌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武威市、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一带。那么西汉为什么要设置河西四郡?

　　设置河西四郡的原因

　　在西汉初年，西汉政府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特别是匈奴的骚扰，杀伤边境居民，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并掠夺边境居民作为奴隶。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寻求他国共同抗击匈奴，曾派遣张骞、甘父(少数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联合大月氏。由于此时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国，不愿再东返故里与匈奴为敌，联合大月氏的目的没有达到。到了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

　　西汉初年以来，西汉政府对匈奴一宜沿袭着消极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长城边界线驻兵防守外，并采用“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希图以此作为匈奴贵族不再发动骚扰的条件。汉武帝继位之初，对匈奴仍然沿袭着前代的政策。但是这个消极防御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后来由于汉武帝感到，对匈奴贵族“金帛文绣赂之甚厚，侵盗不已”，才改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几次派出大军深入匈奴游牧区进行追击。“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堕殪，罢(疲)极昔之”。从而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汉朝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大片农业区。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朝封昆邪为源阴侯，其下瞩四人被封为列侯。其部众4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瞩国。

　　据《汉书·地理志》载：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 酒泉郡与 张掖郡，前101年设 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据《汉书·武帝本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参证有关史料，后说比较可靠。

　　需要说明的是，现地级市的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并未包含在河西四郡的名称中，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建市的，在汉朝时，嘉峪关是属于酒泉，金昌属于武威。

　　河西四郡历史意义

　　有学者认为 ，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 羌族的联系;同时，也让汉朝同 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 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 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都臣服汉朝，并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削弱了匈奴的影响。最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这为将来 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于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西游牧区建设成为农业区，为丝问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

　　河西地区与新疆毗邻，在历史上两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是很富切的。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对河西四郡，在近代以来又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这是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长廊，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丝纲之路的长廊。

　　促进汉朝统一西域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难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鸟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绚、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朝政府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138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13年的时间。公元前115年，张会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朗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汉朝以河西四郡为依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站在了汉朝一边，这就大大加强了汉朝的力量。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常是与汉朝军队协同作战的，如：公元前90年《汉书·西域传》作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牢楼兰国兵攻车师。公元前89年，汉武帝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攻匈奴，复逅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攻车师，防备车师兵阻戳马通的骑兵。又如：公元前91年，汉宜帝初继位，解忧公主及乌孙王再次上书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宣帝发骑兵15万，由五分五路出击。乌孙兵获得大胜，俘虏匈奴人4万、牲畜70多万头，其后，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出兵康居，消灭旬奴邱支单于所瞩部众，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诸国的兵力。

　　在汉朝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西域思汉威德，成乐内属”，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设立憧仆都尉，征收“马畜毡JI”、“赋税诸国”，而汉朝对于西域诸国“无取于彼”。比起奴隶制的匈奴来，封建制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汉朝加之于西域各国的负担也是比较轻的;两相比较，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是乐意亲近汉朝的。

　　天山以南的请农业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贵族的奴隶制统治与掠夺。这些农业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其大者如龟兹国仅8万余人，于阗国与疏勒国均不足2万人，其小者如且宋国、小宛国等仅1000多人。而且这些农业小国各自孤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也难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力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归服汉朝的。这个伟大的抉择，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汉未年，由于王莽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谬的措施，导致匈奴贵族再次统治天山以南诸国。“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服，愿请都护。”其后，东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

　　为着发展同西域各国的交往，为着与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在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了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把西域“三十六国”合并到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朝，就为抵抗匈奴贵族的骚拢，制约诸小国间的纷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

　　促进中西交通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远在 张骞、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开始了。但在这之后，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

　　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人也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

　　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佛教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