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梁冀简介

　　梁冀(?-159年)，字伯卓，安定(今宁夏固原)人，是中国东汉时期外戚出身的权臣。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时曾协助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其父亲为梁商，有一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下面是东汉梁冀简介。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宽容笼络，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皇室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而且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和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后汉书·皇后纪》称“外立者四帝”，只是概而言之，其实何止此数。既然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下，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所依靠的势力就是外戚。一般说来，皇太后本人也无多大实权，她们将实权不是委之于父，就是托之于兄。因之与这些皇太后相联系的父兄窦宪、邓骘、阎显和梁商、梁冀父子等都相继掌握了朝廷大权。

　　梁冀的祖先是梁子都，原是河东郡人，可能是一个商人，为了做生意，搬到通向西域的要道附近。发财后，其子梁桥又迁回内地茂陵，在茂陵住了两代，到了梁延任西域司马，故又迁往安定郡。梁延生梁统，他是梁冀的高祖。

　　梁统在新莽离乱之际，曾当过酒泉太守，新莽政权倒台，西北地方势力推窦融为河西大，梁统为武威太守，拥兵保境。东汉王朝建立后，窦融和梁统望风归顺，刘秀待之为开国功臣。窦融因功封安丰侯，梁统封成义侯，建武十二年(36年)，梁统与窦融至洛阳，窦融任大司空，梁统封高山侯，任太中大夫。并且窦、梁两家都与皇室联姻，刘秀将他的女儿午阴公主嫁给梁统的儿子梁松为妻。从此，梁家的子女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梁松的弟弟梁竦，有二女，被选为章帝贵人，小贵人生有皇子，窦后不孕，“养以为子”，梁家私下庆喜，窦家恐梁氏因此得志，遂阴谋杀害梁氏两贵人及其父竦。章帝死，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和帝不知自己生母为梁氏。永元九年(97年)窦太后死，梁家告发窦家，说明真相，于是和帝追尊自己生母为恭怀皇后，梁竦的儿孙均升官封侯。和帝死，曾出现过邓太后和阎太后的短暂的临朝听政。梁氏曾遭到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的压制和打击，在宦海中几度浮沉，到了顺帝时才登上了权势的顶峰。

　　十一岁的顺帝即位，即封梁竦之孙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阳嘉三年(134年)攫取了权柄倾朝的大要职。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礼贤下士”，优容社会名士如李固、周举等人，因而梁商的名声并不太坏。但实际上是梁商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平道路。因为：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第二，梁商对为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元年(136年)任梁冀为河南尹，以此作为接替父职的跳板。

　　纨绔子弟 接替权柄

　　永和六年(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梁冀的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梁统东汉中央政府的机构，继承了西汉的特征，是一个双层的政权机构，它是以君主为中心，形成中朝与外朝两个政权机构。中朝即内朝，在西汉由大司马(加在大官号上)、左右前后、侍中、散骑诸官构成。至于外朝则由丞相以下，直至六百石的官构成的。在君主专政下，越亲近君主的权越大，因此内朝高于外朝。

　　外朝中即使是御史大夫等官犯了罪，内朝的下就有权议定处置。另外，还有一种领尚书事、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名称，把丞相、御史的职权也移到皇宫中来了，成为禁中的尚书。内朝的宿卫，常加上个尚书事的名称，就可以参与朝政机密。外朝的官，只要加上这个头衔，也就成了内朝的官了。因此，在两汉的行政系统中，从汉武帝以后，丞相无实权，实权在内朝大领尚书事的人手中。东汉朝廷中，太傅地位最高，是上公，其次便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本来大在三公之下，而大必须有军功。西汉惟有外戚卫青有军功，即军中拜为大。而东汉和帝时，因为窦宪讨伐匈奴有功，也拜为大，位置只在太傅之下，比三公高。汉安帝时，大邓骘亦因打过西羌，地位与窦宪一般。到了汉安帝时，梁商一生未上过战场，到过边疆，却也援前例，位居三公之上。只是因为他是皇后父亲的关系得此高位。而梁冀也跨上了这个权力的最高点，当上大，自然得力于以他父亲为首的诸梁氏。

　　说到梁冀这个人，史书描述他的外貌丑陋，耸着象鹞鹰似的双肩，生着豺狼般凶光直射的双眼，自幼过惯了纨绔子弟的生活，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几乎三教九流所能做的各种斗鸡走狗、骋马射箭的娱乐游戏，他均会。梁冀是纨绔子弟，又不是一般纨绔子弟，他父亲有意让他在宦海里游泳，他在当上大之前，曾历任黄门侍郎、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河南尹。官场上一套他也娴熟。他虽然口吃得讲不清话，但却善于阴谋计算。如，梁冀在做河南尹时，就“暴恣，多非法”。他父亲的亲信洛阳令吕放看不惯，偶尔在梁商面前揭他的短，梁冀得知就派人将吕放刺杀掉。为了掩盖自己丑恶行径，一方面有意嫁祸于他人，另一方面又出面推荐吕放弟顶替洛阳令，可以说，纨绔子弟的骄横放肆，流氓的凶蛮无理，政客的狡诈阴刁，集之于梁冀一身。因之，梁冀当上了大，与他的父亲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顺帝十一岁即帝位，权归外祖父梁商所握，永和六年(141年)梁商死，梁冀继任大，这时，顺帝已是二十七岁的成年人了，正是能自出主张做点事的年华，却在梁冀在任的第三年，突然病逝，享年三十。顺帝突然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已无可考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无疑是给了梁冀玩弄“贪孩童以久其政”的一个机会。

　　拥立幼帝 以利专政

　　顺帝死，梁皇后无子，选了一个地势低微的美人虞氏的二岁娃娃继位，称冲帝。梁皇后升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的兄长梁冀当然更加是独揽大权，史书说他“侈暴滋甚”，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上过得愈来愈奢侈，在政治上愈来愈专横。年仅二岁的冲帝，可怜他在“襁褓”之中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死去了。

　　于是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鸿的儿子刘缵，都召来京师，作为皇帝的候选人。立谁呢?清河王刘蒜，太尉李固称他“年长有德”，为了避免邓、阎等外戚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重演，李固极力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恰恰就是要重演利用皇帝“幼弱”而专权的故伎，怎么会同意李固的意见呢?大权在梁冀手中，还是梁冀说了算，他执意要立八岁的刘缵为皇帝，李固等反对派，也无可奈何。最终刘缵被梁冀立为皇帝，是为质帝。质帝年龄虽小，却早慧，对梁冀“骄专”，看在跟里，记在心中，实在奈不住，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也!”质帝的“早慧”，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

　　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给喝水。”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瞪瞪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

　　跋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东汉王朝连死了顺、冲、质三个皇帝。顺帝梁皇后无子，梁氏选了易于掌握的二岁娃娃为冲帝，那时李固不在朝，抗争不得。冲帝死，梁氏又要立八岁的质帝，李固作为太尉抗争了一下，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质帝死，李固吸收以往的教训，决定力争一番。他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写信给梁冀，大意说，天下不幸，屡遭大忧，一年之间，连失三帝，如今又当立继位人，这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国家兴衰，全在此一举，太后为此操心，梁因此劳虑。但是，要选择“圣明”之主，必须广泛征求群臣意见。这么一封信，逼得梁冀不得不召集三公、中二干石、列侯等大臣来商议。最初，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有德，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统最亲近的后裔，应该立他。但是李固等人所赞成的，恰是梁冀与太后所不中意的。

　　梁冀和太后心目中的帝位继承人是即将成为他们妹夫的蠡吾侯刘志，可是在群臣一致赞成立刘蒜为帝的情况下，梁冀虽然内心愤愤不乐，但一时还难于排斥众议。正当梁冀苦于谋划之时，老谋深算的不倒翁中常侍曹腾深夜来访，他向梁冀进言说：“梁累世有皇室联姻，长期以来，掌握朝政，手下又有那么多宾客，难免不发生差错的。清河王刚正清明，倘若他做了皇帝，那就要大祸临头了。不如立刘志，富贵才可长保下去!”立刘志，实际上是立梁家王朝;立刘蒜，梁氏家族命运不可捉摸。梁家最渴望得到的与最害怕发生的都被曹腾说透了。

　　所以，曹腾这一番话，促使他下决心立刘志为帝。第二天，重新朝议，梁冀摆出一付气势汹汹的架势，说起话来，言辞激烈，断然要立刘志。他有意以权势压人，明眼人一看就知，谁要不同意梁冀的意见，他梁冀就要杀人了!自胡广、赵戒以下的朝臣莫不被梁冀所吓倒，都低下头来唯唯诺诺地说：“唯命令是从!”独有李固、杜乔坚持原议，据理力争，梁冀愈听愈恼怒，粗暴地喊叫：“散会!’’李固仍认为众心不可违，又进一步写信力劝梁冀，梁冀为了排除李固的阻挠，与他妹妹梁皇太后商议，并以皇太后的名义，先免去李固的太尉职务，剥夺了李固的朝议权，然后再立刘志为帝，称为桓帝。

　　在立嗣选帝这个关系梁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梁冀、梁太后遭到了以李固、杜乔为代表的朝官士子的反对和抵制，虽然梁冀屡屡以权取胜，但是梁冀他们对李固、杜乔等人总是放心不下。早在冲帝即位时，梁冀就纵容那些被李固裁了官的人作“飞章”’诬告李固作为太尉竟结党营私，离间皇室与外戚的关系。顺帝去世时，人人悲痛，唯独李固若无其事，不仅失大臣之礼，而且将功劳归于自己，过错归咎于君主。再则，他在治理东南两州数郡时，毫无政绩。这次诬告，是梁氏给李固以一个警告，意思是说：你李固要知趣，不然的话，我梁冀可以随时随意地罗织罪状，置你于死地。谁知李固是块硬骨头，不买这个账，与梁冀愈斗愈烈，尤其在立桓帝的问题上，不给梁冀一点情面，梁冀也就起了杀李固等人的歹毒之心。

　　建和元年(147年)，桓帝初立，甘陵人刘文不服，与南郡刘鲔联合“谋立”清河王刘蒜。李固、杜乔原来固然赞成立刘蒜，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工于心计的梁冀却巧妙地将这件事与李固、杜乔挂起勾来。这当然是极狠毒的一着，在立帝问题上，桓帝对李、杜早就埋下私怨，如今又是刘文、刘鲔的同谋者，岂能为皇帝所容忍!于是李、杜两人被捕下狱。但是，梁冀对李、杜的诬陷激起了社会的不平，李固的学生渤海王调，戴着木枷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梁太后怕事情闹大了，被迫放李固出狱。京师人得知，欢喜若狂，街头巷尾欢呼万岁。梁冀愈迫害李固，李固的威望就愈高，李固的威望愈高，梁冀就愈害怕李固。当梁冀得知洛阳人民欢呼李固出狱，大为惊恐，从而也就最后下了杀李固、杜乔的决心。处死李固的罪名是什么呢?还不是旧事重提，继续诬告他与刘文谋立刘蒜。

　　李固、杜乔被冤杀了。梁冀在狞笑。十五岁的刘志垂诞皇帝的贪欲得到了满足。那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还是一个皇帝。可是天下正直的人们则为之寒心，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刚正不阿者，冤死于道旁;心术不正者，反而升官封侯，荣华富贵享不尽。在跋扈梁冀骄横统治下，社会的不平，被这十二字鲜明地勾勒了出来，这是沉痛的呼声，也是愤怒的呼声。梁冀杀李固和杜乔是给朝廷的官人、天下的学士一个警告。也确实有不少的人害怕了，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临危而退，或者落井下石……无所不有。

　　本来与李固一同上书建议立刘蒜为帝的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当李固与梁冀抗争到底时，他们临危退缩了，结果李固暴尸于道，他们俩被分封为安乐乡侯和厨亭侯。李固临刑时，给胡广和赵戒写信说，你们享受着汉王朝的高官厚禄，却眼看着王朝的覆灭而不顾，难道你们不怕历史对你们的惩罚吗?!这种人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们的卑视，所以，当时京城洛阳流传有这样的谚语：“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还有名盛一时的经学家马融，他门生遍天下，不少名士贵人出自他的门下，他本人也很自负，自认为注疏经书，贾逵“精而不博”，郑众“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只有他马融。最初，他也恃才自傲，与梁冀等外戚顶撞，但是吃了几次小小的苦头，他就软下来了，上奏处死李固，就是梁冀要他写的。与此同时，他为梁冀写《西第颂》，因而马融在这一方面是为正直人所不齿的。

　　残暴统治 可耻下场

　　梁冀要独揽东汉王朝的大权，在他做河南尹时就已为人所知。崔琦曾作《外戚箴》，规劝他，梁冀无动于衷。后来梁冀一意孤行，继父职作大，于是崔琦再做《白鹄赋》以讥讽之。梁冀见了，大为恼怒，厉声质问崔琦说：“朝廷内外，这么多官员，难道就是我最可恨吗?你为什么要用这样激烈的言词来刺我呢?”崔琦回答说：“历史上的管仲相齐，乐于听不同的意见，萧何帮助刘邦治天下，鼓励人们进言。而今一家世代居辅佐之位，荷伊尹、周公的重任，不行德政，不用贤良，堵塞言路，钳制士口，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如同赵高指鹿为马。”说得梁冀无言以对，遣送他回家。不久，梁冀升他做山东地方临济县令长，崔琦知道这次升迁对他不是好事，就弃官隐居起来。但梁冀不肯放过，派刺客暗地行刺。那刺客见崔琦在地里种田，休息时，还拿出书读，刺客感动地对他说：“大秘密派我来刺杀你;我看你是一个贤者，不忍心干，你快逃走吧!我也就此逃走了!”崔琦即刻亡走，但梁冀的党羽布置严密，崔琦还是被害身死。

　　梁冀刘志自知他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是因为有梁冀的支持。为了酬谢梁冀“援立之功”，桓帝刘立是不惜代价的。对梁冀礼遇之优，超过了萧何;封地之广，超过了邓禹;赏赐之厚，超过了霍光。可以说梁冀所受到的皇帝恩遇，超过两汉以来一切元勋。尽管如此，梁冀仍是“不悦”，为什么呢?因为梁冀要的是权，更多更大的权，有了权，何愁礼不优，地不广，财不厚?梁冀非常醉心于权，朝廷的大权小权都抓到他手里。事无巨细，无不向他请示，由他决断。宫廷内外都布满了他的亲信，连皇帝起居的一点一滴小事，他都要过问。大小官吏的升迁，他更是重视，凡是升迁者都必先到他那里谢恩辞行，至于皇帝那儿去不去，那是其次。梁冀既然结党营私，“请托”之风自然公开肆行。有位叫吴树的，新任为宛县令，到梁冀那儿去辞行。宛县是南阳最繁庶的地方，有很多梁冀的宾客，梁冀要吴树对他的族党宾朋多给照顾。吴树回答说：“对那些干坏事的小人，应该杀绝。大居高位，又是皇后的亲兄，理应尊崇贤良的人，以补益朝廷。宛县是大县，士人很多，但未听说有一个贤能的人得到任用，而所用的多是循私的小人。因此，我不敢从命。”吴树说到做到，到任后即将梁冀宾客中罪恶累累者杀了几十个，梁冀恨透了他。后来，梁冀以升吴树为荆州刺史为借口，将他召至府中饯行，在酒中置毒，把吴树毒死在回家去的车上。

　　东汉王朝外戚专横，不是梁冀一人，然梁冀专横却比任何外戚专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见者无不“侧目切齿”。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当然也有个别吃了豹子胆的人，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袁著就是一个。他年十九，任郎中小官，他看到梁冀如此“凶纵”，甚是愤激，不禁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经“势分权臣”，建议大梁冀“功成身退”，回家养神。否则权重震主难以“全其身矣”，并且还提出“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梁冀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逮捕袁著。袁著变换姓名逃走，又托病假死，用蒲草结成尸体，下棺落葬，但仍然掩遮不住梁党密探的耳目，当梁冀查明，即暗中派人将袁著抓住，活活地将他打死。梁冀这样做，仍感不能解恨，他还把与袁著有关系的一批人都杀了。如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郝絮、胡武、刘常都遭连株。仅胡武一家被杀害的就有六十余人。最初，郝絮逃亡避祸，但实在逃不出梁冀在全国所布下的党徒之手，只得叫人抬着棺材，去见梁冀，服毒而死于大梁冀门前，以保一家性命。

　　在阴狠毒辣的梁冀专权的日子里，吹牛拍马的佞人升官，直言极谏的勇者遭害。与以上两种人不同的，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既不吹拍，也不硬顶，“明哲保身”，以求避免杀身之祸。在当时看来，也可称为“智者”。如名士杨震子杨秉。桓帝时，曾任劝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升侍中尚书等官。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桓帝曾穿便服去走访梁冀儿子梁胤家。在封建时代，皇帝私访臣下之家，被认为是很不正常的事，杨秉为此上疏，但桓帝不理。杨秉就称病辞官，桓帝让他出宫廷任右扶风。太尉黄琼，力劝皇帝召杨秉回宫，这时梁冀已掌握大权，杨秉知道回宫不得，于是称病避祸。又如名儒马融的从妹夫赵歧在梁冀当权时，故意改名“避难”。他卑视马融无士人气节，马融曾到赵歧家，赵歧拒不见。他死时年三十七，墓碑刻字曰：“汉有逸人(即隐士)，姓赵名嘉(原名嘉)，有志无时(生不逢时)，命也奈何(斗不过命)!”再如名士周举的儿子周勰，被梁冀召了三次，他都不去，梁冀不甘心，又举周勰为贤良方正，仍不去。又备厚礼用公车迎接他，还是托病坚持不去。后来，他干脆隐居起来，杜门谢客十余年，住处长满了荆棘。

　　小人得势，勇者遭害，智者隐退，那么，在朝廷里当权的，不能说好人完全没有，即使有那么几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由此可以想见梁冀所把持的东汉王朝黑暗腐败到了何等地步。在梁冀当权时，东汉王朝名义上是刘家天下，实际上是梁家天下，真是梁冀一人当上大，梁家的阿猫阿狗统统升天。梁冀一门，前后封侯的有七人，当上皇后的有三人，六个贵人，二十大，夫人、女儿、封了食邑，册为君的有七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人，其余的卿、将、尹、校达五十七人。梁冀的儿子梁胤，又名胡狗，年十六，无德无才无知无识，加上相貌丑陋得很，而梁冀暗示手下的人推荐梁胤为河南尹，穿上官袍官帽，歪七歪八，走在路上，见者只是暗自作笑。笑什么呢?还不是在说：好一个“胡狗”，还不是因为有了一个大父亲才当上了大官的吗?

　　梁冀的妻子叫孙寿，是一个很妖艳的女人，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也可以称得上千古一怪。她的眉毛细而曲折，一双眼睛的下面又涂着红红的胭脂，好似才哭过的样子，那乌黑的发髻盘在一侧，走起路来一双脚似乎撑不住那不断扭摆的身子，笑起来两颊的面肌似乎在发痛地抽搐，而且露出一嘴黄牙。不消说，在那些腐朽的上层豪族妇女们的眼光里，这也是一种美，不过，只是一种病态的富有刺激的美。至少梁冀，就被她“媚惑”了。梁冀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还怕什么人?然而唯独怕他老婆孙寿。孙寿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制服梁冀，使他又宠她，又怕她。梁冀培植梁氏势力，孙寿却也要扶植孙氏势力，孙氏中身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而且在贪暴奢淫方面比起梁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冀是没有皇冠的皇帝，富有天下，拥有封户三万，大造官郧。孙寿也要与丈夫比高低，大造宅第，封君、食租邑，岁入五千万。梁冀私生活荒淫放荡，孙寿也同样荒淫放荡，她曾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但是她又本着女性的妒忌，干涉梁冀的私生活。梁冀曾与美女友通期私通，孙寿得知，派人抓住友通期，扯头发、刮面孔、打板子，甚至要将事闹到朝廷上去。

　　梁冀做了二十多年的大，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权重势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朝廷内外所有官吏无不畏惧，无不俯首听命，乃至连皇帝也不能过问任何政事。这二十多年是东汉外戚掌权的鼎盛时期，也是梁冀及其家族的“黄金时代”。然而，盛极转衰，在这个“鼎盛”的背后埋伏着梁氏覆灭的危机。

　　梁冀作恶愈多，梁氏统治垮台的日子也就愈近了。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这时桓帝已二十八岁，再不是当年的十五岁娃娃了。桓帝利用这时机，将宦官唐衡单独拉到厕所里问道：“朝廷里有谁与梁家不对头?”唐衡回答说：“单超、左倌、徐璜、具瑗都忿疾梁氏专横。”于是，桓帝急呼单超、左倌入密室，对他们说：“梁冀家族把握朝政，宫廷内外都为他们所控制，大臣都由他们指使，我想除掉他们，你们看怎么样?”单超等回答说：“梁氏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除掉。臣下智低力弱，不知圣上意思如何?”桓帝说：“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好好地密谋一下。”单超等回答说：“灭梁氏并不难，就怕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

　　恰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梁冀派人杀贵人邓猛的母亲宣的事件。邓猛的父亲是邓香，邓香死后，其妻宣又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孙寿的舅父。邓猛为桓帝所爱，升为贵人。梁冀为了巩固他的权势，就认邓猛为女，改姓梁。但是又怕邓猛的家族得势，而与梁氏分庭抗礼。所以先杀了邓猛的姐姐的女婿议郎邴尊，后又要杀邓猛的母亲宣。事发后，邓猛的母亲宣向桓帝告发，于是桓帝就派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带兵围攻梁冀宅，捕捉河南尹梁胤，梁家及其妻孙家，无论长幼皆弃市。梁冀家产全部没收，官家拍卖，合价三十余亿钱，供朝廷之用，可减天下税租之半。真是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梁氏灭了，东汉王朝的外戚专权的时代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是东汉的皇权并未因此而强盛起来。因为皇帝身边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外戚，另一个就是宦官。桓帝依靠宦官除掉外戚，坐上了宦官的独轮车，他本人也就由外戚的傀儡变成了宦官的傀儡，时代又进入了一个宦官专权的鼎盛时期。桓帝为了酬谢单超等人除梁冀之功，即封他们四人为侯。四侯如梁冀一样骄横，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