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诗经的基本简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古诗文诗经的基本简介，希望对你有用!

　　诗经图片

　　诗经的内容简介

　　诗经为最早的诗集。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3]。

　　《诗经》总共有305篇诗歌，又被称为“诗三百”。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1]。

　　诗经的成书过程

　　诗作来源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诗经的创作背景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诗经的成书过程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王官采诗说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闲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公卿献诗说

　　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诗经的流传过程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陈俊英的《诗经释注》。

　　诗经对社会的影响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