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海禁

　　海禁妨碍了海外市场的扩展，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与世隔绝，没能及时与西方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进行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清时期的海禁

　　海禁，又称洋禁，或称“闭关锁国”，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政策。明清两朝都实行“海禁”政策，但其内涵并不相同。明朝的海禁，只是禁止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同时，明朝的海禁政策也未贯彻始终。明政府曾一度开放海禁，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又蓬勃发展起来。而清朝以“天朝上邦”自居，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长期关闭国门，严格限制国人对外交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一切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政策。

　　明清两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主要内容包括：(1)海禁。明代出于抗倭、防扰需要，实行海禁政策。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命令。(2)限制通商口岸。1685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宣布开放对外贸易，设置四个港口：广州、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连云港)，准许外商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3)实行“行商制度”。行商一般称“十三行”，实际不限于十三家。清政府授予这些行商对外贸易垄断权，后又授权行商代理政府向外商征税，负责管理外商及与外商交涉事宜。外商不能与政府官员和其他人民直接交往，甚至海关官员也不行。(4)限制出口货物种类和数量。粮食、五金、军火(硝磺)、书籍(史书、地图等)等商品严禁出口，并规定了丝、茶、大黄等商品的出口限额。还规定广东行商与外国人交易不能用银，只能进行物物交换。(5)限制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其中有些限制是合理的，如禁止外商偷运枪炮进入广州，禁止走私漏税、贩运鸦片等。但也有很多不近情理的规定，如只准外国人住在行商所设的馆舍中，并且只能在农历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在附近之花园、寺庙散游一次，不准在外住歇饮酒，不得在粤过冬，禁止带外国女人住旅馆等。

　　海禁政策并非“铁板”一块，明朝曾有一次公然违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动机来自于篡夺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怀疑建文帝隐藏在西洋，进行搜寻追捕;二是为了宣扬大明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一不殖民，二不贸易，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了大明的国力。清朝“一口通商”，只限定广州一地对外通商，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明清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究其原因，无外乎防止沿海地区的人民勾结海外势力挑战其统治、防御倭寇的骚扰和荷兰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不断的侵扰、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思想的反映。其实明朝实行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御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借口而已。

　　海禁(闭关锁国)政策虽是明清政府实行的防御自卫式的政策，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又有消极落后的一方面，海禁严重阻碍了中外联系，给中国航海业和对外贸易带来沉重打击，使中国日渐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了工业化的契机。这种具有消极影响，落后、防御自卫式的政策，显然与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贸易格格不入，严重违背了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长期游离在世界大家庭之外。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胁下被迫逐步开放，海禁(闭关锁国)政策才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