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有哪些
春秋会盟是中国奴隶社会衰落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奴隶制遭破坏、大国争霸、礼乐废坏的社会现实。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春秋史，就必须对春秋会盟进行探讨。那么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有哪些？
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会盟是实行霸主政治的手段
西周时，天子有无限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册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镇一方，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霸主政治。霸主政治象方伯政治一样，也是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
春秋五霸春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社会心理驱使着人们仍然尊崇周室。霸主迎合人们这种心理，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帜，提出“奖王室”的口号。当王室发生内乱或遭侵凌时，就举行会盟，帮助王室平定混乱。如王室的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等发动的叛乱，便都是霸主或大国诸侯帮助平定的。鲁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任务是“城成周”，从而屏卫周王室。霸主还帮助王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鲁昭公二十五年的黄父之会，晋赵简子就“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
救助王室的会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王室衰微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类会盟的主持者多为霸主，而霸主尊王常常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从而争取更多的与国、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霸主代替周王号令诸侯成为历史的必然。
霸主不仅用会盟救助王室，还用会盟在列国中推行霸政。《国语·晋语七》：“(悼公)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于是乎布命……。”韦昭认为：“命谓朝聘之数，同好恶、救灾患之属。”可见，会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方式之一。
春秋时，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普遍存有反战愿望和重视会盟的心理。而且，在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还要多，所以，会盟便成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齐桓公自北杏之会始，共举行十多次会盟，史载“衣裳之会十有一，兵车之会四”即是其例。
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会盟推行霸政
霸主通过会盟制定新的等级礼及其它制度。《国语·鲁语上》载会的目的云：“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霸主们深谙此理，常用会盟制定新的等级礼。这种等级礼主要体现在会盟时的次序中。齐桓称霸前，陈因国小，盟会皆序于卫下;齐、楚争霸时，齐桓因陈地居要枢，故进其班，使在卫上。又如，齐桓卒后，宋、楚争霸，陈在蔡上;楚合诸侯时，不进陈班，陈复居蔡下。有人经过研究，发现齐、晋主盟和楚主盟时，诸侯的排列次序并不相同。可见，霸主在排列诸侯国次序时，不仅以西周王室所颁的爵秩为标准，而且加进了地理位置、与自己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这样便形成了春秋时新的等级礼。此外，列国对霸主的贡赋、朝聘、贺吊、随征等制度也往往是在会盟时制定的。
霸主用会盟解决联盟内部的纠纷。《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所谓“不协”即是有纠纷。一种情况是解决一国之内的纠纷。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温之会，卫侯与大臣元咺就杀卫侯弟弟叔武之事争讼，晋国进行裁决，结果“卫侯不胜”，被抓起来押送到京师;鲁襄公二十六年，卫人侵犯孙氏食邑戚地，晋合诸侯于澶渊，“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重新划定了孙氏食邑。霸主又常在会盟中发号施令，平息列国间争端。鲁襄公十六年，“会于溴梁，命归侵田”，晋平公让各国归还侵略所得的田邑，从而维护同盟的稳定。又如，鲁昭公元年的虢之会，莒人将季武子伐莒取郓之事报告给霸主——楚国，楚为解决矛盾，就曾想杀掉鲁使。霸主用会盟保护同盟小国。鲁庄公三十年，因为山戎侵犯燕，所以齐与鲁遇鲁济，图谋对付山戎的办法;《左传》襄公十四年：“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当同盟之国遭强敌侵犯时，霸主便出面加以保护。
霸主用会盟处置贰逆之国。春秋时的霸主所掌握的往往只是局部地区的霸权，在霸主的联盟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中立的、敌对的势力。这些势力对霸主的联盟是个威胁。因此，霸主常用会盟检验同盟国家对自己是否有异心。一旦发现有贰逆者，就用各种手段使其驯服，再用会盟加以巩固。《左传》文公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这是用会盟对同盟国进行检验;鲁宣公九年的扈之会，《左传》曰：“讨不睦也”，杜注：“谋齐、陈”，这是在会盟中商讨惩治携贰者的方法;《左传》成公九年：“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当同盟诸侯有贰心时，霸主就用会盟来巩固自己的阵营;《左传》文公二年：“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则是用会盟处置贰逆之国。
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会盟是大国结与国、壮大实力从而达到称霸目的的方式
春秋时，大国运用会盟争霸，并以当上盟主作为称霸的标志。比如，齐桓卒后，齐、楚、宋三国就用会盟的方式争霸，于是有齐之盟、鹿上之盟、盂之会、薄之盟，直到践土之盟晋当上盟主，争霸会盟才告一段落。大国用会盟结与国、壮大实力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用会盟亲近友好国家，巩固自己的阵营。鲁僖公二十七年，楚在与晋决战于城濮的前夕，与鲁、陈、蔡、郑、许诸友好国家结盟于宋，便是典型的例证。面对强敌威胁，先巩固自己的联盟，此乃至关紧要的第一步。
用会盟争夺中间力量，改变同对手的实力对比。争夺的重点是地理位置重要的或实力较强的国家。陈、蔡、郑、许、宋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陈、郑、宋都位于黄河以南的战略要枢。郑在西，宋在东，陈则处于宋、郑之间。得郑就可以控制西方诸侯，得宋就可以左右东方诸侯，得陈则可以制服郑、宋。因此，大国除进行征战，还采用会盟的手段，逼迫、引诱这些诸侯国归附自己。《左传》成公九年：“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公子成于邓;”《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汶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竟不惜采用贿赂的方式加以拉拢，可见，对楚来说，得郑何其重要!
力量较强的诸侯国在大国争霸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向背往往可以决定争霸的成败。例如，在晋、楚争霸中，实力强大的秦就是重要的中间势力。城濮之战，晋联秦重创强楚，使它长时间不敢北顾。后来，秦从晋的阵营中分化出去，倒向了楚联盟，楚才能与晋抗衡，直至共主会盟。所以，大国常千方百计对较强国(如齐、秦等)进行拉拢，力图使与对手的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用会盟分化敌对势力，削弱对手力量。争取的大多是地理位置较重要的对方盟友。如，江、黄在楚的东北面，可出兵截齐后路，所以，齐桓攘楚时设法将它们从楚联盟中分化出来，一会于贯，再会于阳谷。这样，就使对手失去股肱和屏障，实力进一步减弱。
春秋会盟的政治作用：会盟是列国维持各国内部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工具
春秋时，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衰落。反映在各诸侯国内部，嫡长子继承制等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坏，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各国统治阶级用会盟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孔子春秋时，立贤、立爱之事时有发生。郑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与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冯而立兄子殇公，鲁庄公问后于叔牙等，都反映出嫡长子继承制面临着挑战。而君统继承上的争斗又往往是与国君妻妾关系上的混乱分不开的。晋献公宠骊姬，周王以狄女为后都引起了君统继承上的纠纷。当时人认为“并后、匹嫡”是“乱之本”。因此，在会盟的约文中反复强调“无易树子(树子即嫡子)，无以妾为妻”，力图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加以制止，从而避免发生诸子与嫡长子争夺君位的情况，使君位得以顺利地传递。
春秋初期，各国大族兴起。列国大世族，如鲁国的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国的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也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国的七穆出自穆公。宋国的戴、庄、桓等大族，晋国的六卿，卫国的孙、宁等强族都形成于春秋前期。大族的兴起对公室构成威胁，所以，公室对大族展开了激烈的、血腥的斗争，晋献公对诸公子的屠杀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公室与大族关系的另一面。由于这些大族多为公族，公室的存在又需要公族的拱卫。公室好比树的主干，公族是枝叶，尽去枝叶，主干也必然要死亡。因此，葵丘之盟约文中特地规定“无专杀大夫”，旨在纠正过激行为，让大族屏藩公室。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平息公室与卿大夫的斗争，却导致了后来事情向另一极端发展，纵容、姑息大族，养痈遗患，使“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面对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愈演愈烈的斗争，不仅各国内部国君、大夫经常结盟，而且，列国也频繁会盟。当他国新君君位未定或犯臣作乱时，列国常用会盟图谋平定之策。鲁桓公十一年的鲁、宋、陈、蔡等国的折之盟是谋定郑厉公之位，鲁昭公二十六年的齐、莒、邾、杞等国的鄟陵之盟，二十七年的晋、宋、卫、曹等国的扈之会都是准备将被季氏赶跑的鲁昭公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