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历史简介

　　孙叔敖(公元前约630年~公元前593年)，又称蒍敖、蒍艾猎或蒍饶，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名相，于水利兵法均有极大贡献。祖父蔿吕臣，父亲蔿贾。孙叔敖因为其子封于寝，而“寝”通“孙”，先秦人习惯将字放在名之前，故楚国人通称“孙叔敖”。下面是孙叔敖历史简介。

　　人物生平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为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今河南淮滨县境的史河)，而灌雩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太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世为列姬，国地朝廷”。

　　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相传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约二十里。及成年，因父亲获罪，他举迁期思(今淮滨期思镇)邑。受到了后人的传颂和尊崇。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岭系孙叔敖埋蛇处，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因期思县治后划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 "寝野歧蛇 " 列为八景之一。

　　主要功绩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淮滨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战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楚国江陵人。父蔿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时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东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政治成就

　　为官之道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该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治国之道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即国相)，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孙叔敖(公元前约630年~公元前593年)，又称蒍敖、蒍艾猎或蒍饶，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名相，于水利兵法均有极大贡献。祖父蔿吕臣，父亲蔿贾。孙叔敖因为其子封于寝，而“寝”通“孙”，先秦人习惯将字放在名之前，故楚国人通称“孙叔敖”。下面是孙叔敖历史简介。

　　人物生平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为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今河南淮滨县境的史河)，而灌雩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期思陂”(《太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世为列姬，国地朝廷”。

　　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相传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约二十里。及成年，因父亲获罪，他举迁期思(今淮滨期思镇)邑。受到了后人的传颂和尊崇。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岭系孙叔敖埋蛇处，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因期思县治后划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 "寝野歧蛇 " 列为八景之一。

　　主要功绩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淮滨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战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楚国江陵人。父蔿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时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东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政治成就

　　为官之道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该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治国之道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即国相)，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