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的概述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稷下学宫的概述,希望对你有用!
稷下学宫图片
稷下学宫的基本概述
过去部分学者对稷下学宫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即把之称为“稷下学派”。实际上,稷下学宫并不是哪个学派所专有的,而是聚集了当时诸多学派学者的一个议学、议政的活动中心。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权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年在位)时期,说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一前320年在位)时期。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达到其鼎盛阶段。齐湣王(公元前300一前285年在位)后期,因战乱稷下学宫衰落下去。齐襄王(公元前283一前265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得到中兴。齐王建(公元前264一前221年在位)时期,稷下学宫逐步消亡。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梭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干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程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樱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钅开、尹文“气论”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稷下学宫的发展情况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二代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稷下学宫的功能特点
询议功能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功能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环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学术功能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