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与越南关系
朝鲜半岛与越南关系，是指朝鲜半岛与越南现在及过去存在的政权及人民之间的关系。朝鲜半岛与越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初，当时一部分的越南皇族因国内的宫廷纷争而迁入高丽。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鲜半岛与越南关系。
使节团在中国的会面
通过水手和漂流民而形成的交流是少数且非官方的，相比较而言，两国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会面则更为频繁。1500年朝鲜的正朝使金永贞与副使安处良记录下了“与安南国使臣三人一同班列于殿上”等朝鲜使臣与安南使臣共同出席官方行事的事例。此外，偶尔也有积极表明兴趣并尝试互相交流的朝鲜使臣。1528年开始，朝鲜使臣详细地向朝鲜朝廷汇报了安南的莫登庸假借禅让篡夺黎朝帝位的过程及中国方面的对应方式。1612年、1614年、1615年，出使中国的许筠(1569～1618)向朝鲜介绍了及第明朝的宾贡科并参与管理活动的安南人。1785年朝鲜的谢恩正使朴明源(1725～1790)与副使尹承烈通过状启的别单向朝鲜朝廷报告了安南的肉桂与藿香的相关信息。此外，越南使臣所作的关于中国通州驿楼的三篇诗文也由使臣介绍到朝鲜，并在金正国(1485～1541)与张维(1587～1638)的文集中有所记述。1578年，作为朝鲜的贺至使书状官出使明朝的李廷馨(1549～1607)亦与越南使臣阮荘等于玉河馆门写下诗文并传入朝鲜国内。
两国使臣间更积极的交流在于直接的对诗交流，如1458年朝鲜使臣徐居正(1420～1488)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朝鲜使臣洪贵达(1438～1504)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88年朝鲜使臣黄㻶(1464～1526)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496年朝鲜使臣申从濩(1456～1497)与安南使臣武佐、1518年朝鲜使臣金安国(1478～1543)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519年朝鲜使臣金世弼(1473～1533) 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598年朝鲜使臣李睟光(1563～1628)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528～1613)、1691年朝鲜使臣闵黯与匿名的安南使臣等。 尤其是李睟光与冯克寛的交流在两国使节团中较为典型。
另外，从朝鲜的各种燕行录中亦可看出朝鲜使臣们对越南的兴趣。1766年访问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1731～1783)记录道“安南国每六年中朝贡两回”，1777年的朝鲜副使李押除了朝贡回数也介绍了越南的文化、风物等。同样，朝鲜人朴趾源也通过使行中国，将北京至安南的距离、安南的学问、风土、桂皮，以及基于中国人旅行记《海外记事》的越南的地理环境、特产等介绍到朝鲜。
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的《燕行纪》与李睟光的《芝峰集》、《芝峰类说》一样记载了大量越南相关信息，此外，书中也通过问答的形式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了当时越南的社会氛围。越南黎朝昭统二年(1788年)，学者裴挥璧编纂了《皇越诗选》。其中亦收录了一些越南使臣与朝鲜使臣在中国邂逅而作的酬唱诗，其中包括冯克宽诗一首，阮公沆二首，段阮俶一首，胡士栋一首，共五首。虽然越南和朝鲜使臣的这些会面都是在第三国进行的，且交流的时间较短也并不十分充分，但通过其留下的酬唱诗和问答也可以了解两国当时的文化和信息。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同在一个汉字文化圈中的同文同轨意识。
曺伸与黎时举
两国来华使节团在中国的首次会面，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双方的主要官员分别是朝鲜(李朝)使臣曹伸(朝鲜语：조신/曺伸)和越南(黎朝)使臣黎时举(越南语：Lê Thì Cử/黎时举)，他们在燕京会面，并对诗，这些诗文收录在鱼叔权的《稗官杂记》 中。二人共作诗数十编
越南商人的济州岛漂流记录(1612年)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巻15)壬子二月初”的记载，1612年，一些越南和中国(明朝)南京商人曾漂流到济州岛。当时的济州牧使李箕宾与判官文希贤从船的形制判断出漂流者不是倭寇，并按惯例接待了商人们，数日后朝鲜官员们发现了船上的大量宝物与金钱，遂将商人们杀害以掠夺船上的财宝，数百条无罪的生命被杀害。最后，朝鲜人将船烧毁，并将此事虚报为倭寇。
济州岛吏民的越南漂流记録(1687年)
1687年，济州岛曾有吏民漂流到安南，其归国后，郑东愈(1744年―1808年)的《昼永编》 将他们的漂流记录收录下来。根据郑东愈所述，1727年，译官李齐耼到济州岛出差时，与曾漂流到安南的高商英会面，听取了其漂流的始末，写成漂流记。这个安南漂流记为1788字(其中的漂流记本体为1282字)的汉文(文言文)。高商英曾到达会安，受到当时越南南方阮主政权的阮福濒的接见，并被询问了有关越南太子为朝鲜人杀害的传闻。
1687年，济州岛的吏民24人在楸子岛(济州岛北济州郡楸子岛)的近海处遭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17日，后遇巡逻船，在其保护下一同航行到了越南会安郡明徳府(现广南省，越南中部的贸易港)。朝鲜人同当地的官员用笔谈问答，越南人认为过去越南太子为朝鲜人所杀，为此准备杀掉他们以复仇，后来一位举止端庄的的妇人前来调解，命令他们将漂流者送回的岛上。后来，5人来到当时的越南首都升龙，谒见了越南皇帝黎熙宗(黎维袷)，并被赐予酒食、米一石、钱三百。朝鲜人归国前，黎熙宗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日期为正和九年(1688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移文(官文的一种)，此移文为明德侯吴为奉越南皇帝之命所写(此人名未在当时的越南文献中出现)。中国商人朱汉源、船戸(船舶所有者或驳船业者)陈干等人将朝鲜人送归本国。此商船于1688年8月7日出帆，途经宁波府(浙江省鄞县)、普陀山(浙江省杭州湾东端)，于12月抵达济州大静县。此越南漂流记的史实依据，可在《肃宗实录》卷20、1689年2月辛亥条中的关于送还时的朝鲜王朝的对应记事中找到。郑东愈《昼永编》内收录的越南漂流记録，是记载当时越南的状况的很有价值的史料。例如，可以看出救助朝鲜漂流民的武装“巡逻船”海上防卫时的巡视情况;另外，被救助的朝鲜漂流民与越南人的交流、传达意思的方式，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而多使用笔谈，言语文化的共通性也是朝鲜漂流民得以获救并最终归国的要因之一。
漂流记中叙述了很多关于越南自然、社会及文化的情况。例如，“土地肥沃，水田较多，居民多三子五女(子女多、女儿多)，气候则为四季如春般温暖”;亦记述了诸如牛、猴子、象、孔雀，槟榔树、芭蕉、棕榈、黑檀、白檀、龙荔、姜等多种珍奇的动植物;衣食方面，穿着宽袖的单袗(单衣)、“1年内可获蚕桑五次、稻米三次，衣食丰饶、无饥寒之忧”。漂流记着重叙述了在越南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地位较高的事情，如，因为越南王子被朝鲜人所杀的传闻，越南人威胁说要复雠时，“挙止端雅”的一位妇人出现，以“尔等勿哭。我国本无杀害人命之事。欲留则留、欲去则去”的文书示于众人，命令士兵们将朝鲜漂流民送回岛上，漂流民们因一位妇人而获救。漂流记中明确记述了越南国内一般来说“男贱女贵”。此表达是否适切尚有待考量。而从历来的关于社会生产劳动者、财产继承者、不动产所有权者、重要职务的担当情况等方面的研究来看，当时的越南社会与朝鲜、中国及日本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対较高的判断是可以被证明的。
朝鲜漂流民们在会安郡明徳府层险些被杀害。当时的情况在书中的叙述为“又书示曰、我国太子、曾为朝鲜人所杀。我国亦当尽杀尔等以报雠。渠等见书、放声号哭。”。与此相关的越南太子被朝鲜人杀害的事情，并未在越南和朝鲜的史书中发现，而仅存在于当时的越南国内的民间传闻中。另外，描述漂流故事的文学作品张汉喆的《漂海录》(1771年作)中记述，1770年张汉喆等人从济州岛出航后，遭遇突然刮起的暴风而漂流，后被去日本做豆类交易的越南商船所救。而当越南人听说他们是耽罗(济州岛)人后，因以前的安南世子(太子)船只失事后漂到耽罗时被耽罗王(事实上为济州岛牧使)杀害的事，引起了越南人复雠的愤怒，而将朝鲜人再度弃于大海。后来，奇迹生还的张汉喆将此事记录了下来。从这件事看出，朝鲜人杀害越南太子的传闻，与史实不符，很可能是当时越南存在的一种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