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孝宗李淏

　　朝鲜孝宗李淏(1619—1659)，字静渊，号竹梧，潜邸时所称在位：1649年-1659年。李氏朝鲜第十七代君主，庙号孝宗，谥号宣文章武神圣显仁明义正德大王。万历四十七年(光海十一年，1619)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汉城庆幸坊本宫(仁祖潜邸)。为仁祖大王次子。天启六年(仁祖四年，1626)，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

　　1636年的“丙子虏乱”之后，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 、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清朝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于儒教礼法不合，且有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身份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于昌德宫中，其死因，有史料认为系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李倧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上报“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同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李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孝宗时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孝宗的北伐计划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在孝宗年间，清朝还在1654年(顺治十一，孝宗五)和1658年(顺治十五，孝宗九)两次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清军在东北作战，扫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1654年5月，朝鲜调发鸟铳手100名、领队1名、翻译2名、军官、旗鼓手火丁48名，前往宁古塔与清军会合，6月11日在松花江下游与斯捷潘诺夫部俄军相遇。清、鲜联军750余人在江边高地集结，俄军本想迎战，但是东风忽起，完全使用风帆动力的俄国军舰不得不撤退，朝鲜军枪手精确射击，俄军多人中弹。这支朝鲜部队回国后受到朝鲜兵曹(相当于兵部)的褒奖。1658年，清军集结兵力，准备围歼入侵俄军，朝鲜军第二次应战，计有鸟铳手200名，火兵20名，将官5名，翻译2名，随卒38名，刷马驱人39名，合计304人，于6月2日从朝鲜边境军事重镇会宁出发，9日至宁古塔与清军会师，乘坐战船52艘前往松花江下游。7月10日，清鲜联军在松花江口与俄军交战。俄军500人，其中180人临阵逃脱，270人被击毙或俘虏，俄军首领斯捷潘诺夫被打死。朝鲜军战功卓著，牺牲8人，伤25人。战斗结束后，联军在松花江下游继续警戒两个月，9月20日朝鲜军归国。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朝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仁祖之后不用中国所赐谥号，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杨州，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