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收集整理的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2）
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3）
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问题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32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线后，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4）
仅仅是“国士无双”，恐怕完全无法将于敏的成就功勋对于国家兴衰民族庚续、对于子孙后代的重要影响反映出来。我认为于敏这个名字需要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语境中来被提及，只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存在，这个名字就应该被顶礼膜拜，这个名字就应当与日月同辉！
有朋友评论说不喜欢这种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虚无缥缈的所谓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很是赞同。但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又是非线性的，甚至雷同于物理上三体中的混沌效应，充满了偶然性，一次微小的蝴蝶翅膀的挥动，甚至可以引起一场飓风…所谓的“天佑中华”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正向的偶然性，是一种概率事件。
于敏幼时差点被日军的卡车撞死，高中毕业因家境困窘濒临失学，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不忍心这样的天才被埋没才资助他上了北大，在大学时又生重病生命垂危，是物理系同学们集体献血才挽救回来，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或许造就了某种程度的必然，两弹一星的事业也成就了天才施展拳脚的舞台，这也是我强调“诞生”和“发挥作用”的原因。
于敏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因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共和国给予国家功臣的最高嘉奖，一共23位科学家，任何一位都是各领域的泰山北斗，而与核武器相关的一共9位（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开甲、王淦昌、郭永怀、钱三强、陈能宽、于敏）。若要论资排辈，于敏恐怕要排最末，而且只有他一人没有留过洋。但要按贡献大小来排序，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吧，于敏对于核武器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且大于另外八位功勋科学家之和。这句话从来没有人敢公开说过，如果不是自媒体平台，或者但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敢这么说，这么说似乎有夸张成分和博人眼球之嫌，因为那些名字一个个都太如雷贯耳。
其实这个事实是如此的明晰，从1958年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走，自力更生开始，到1996年停止核试验全面转入实验室研究的整个阶段来看，邓稼先于1986年英年早逝；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均于七十年代离开核武器研制单位，基本上未参加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朱光亚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在国防科工委做领导工作；程开甲于1963年组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专攻核试验诊断测试；钱三强除在最早期拉队伍外没参加任何科研工作；陈能宽主要解决了原子弹的起爆问题……每一位都很伟大，但是于敏更不容易。
如果必须用几个定语来形容于敏所做的工作，那只能是贯穿始终、攻坚克难、引导方向、决定作用！并且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都是在于敏规划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着。考虑到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够线性叠加，或许有不尽准确之处，我所说的也仅限于核武器科技这一个方面，丝毫没有贬低其他科学家的意思。
王淦昌、程开甲在实验物理领域，彭桓武、周光召在理论物理领域都是几乎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有朋友留言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两弹一星是理所应当板上钉钉的…那只是宣传口宏大叙事的说辞，其实这当中的艰难困苦是非曲折甚至惊心动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在不触及保密的情况下，我想把工作中接触过的所知的点滴事实稍稍来展开一下，作为我人生最宏大的一篇命题作文。我不敢打涉密的擦边球，很多细节只能模糊过去点到即止，有空的时候会写几个字，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以我非常有限的文字水平，写这样一个回答真的是捉襟见肘，总感觉语言苍白，平淡无力，但铁一样的事实总会胜于一切华丽的描写，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来告诉大家于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拥有这个神对于国家和民族又意味着什么。
于敏最为人所知的称号是所谓的氢弹之父，曾经我还看到有人质疑说夸张和过誉，其实如果仅仅是氢弹之父这一个头衔，最多也只能把于敏的功勋概括了不到五分之一！
1960年，于敏被调进轻核理论小组，做一些预先研究。由于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当时尚不能确定氘氘聚变、氘氚聚变和氚氚聚变哪种热核反应适用于氢弹。由于氘从海水中提取非常昂贵，而氚的制备只能依靠核反应堆，都是极为稀缺且获取困难的材料，价值远超等量的黄金。美国人用的方法是，修建海水提纯氘的工厂，再用提取出的氘在反应堆中人工嬗变造出氚，然后做氚靶和氚束加速器进行打靶实验来测量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步骤了，但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和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来说，连最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没法保证，这就还需要修发电站，有了发电站，还要修铁路运煤炭给电站发电，等这一切都造完就绪，多少年都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生产氚，如果氚是氢弹中不可缺少的材料的话，又不是说造第二天就能造出来的，要用的时候没有，直接就是死路一条…轻核的反应截面完全是一个实验参数，也绕不过去，怎么办，要做饭难道不用米？大神就这样第一次登场了，于敏当然没有条件做试验，只能用理论方法，于敏并没有直接计算各个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而是用一种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的上限，发现氚氚反应并不具有特殊优越性，进而否定了该路线，确立了氘化锂材料核反应中现场造氚的技术路线。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5）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__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栏目组送给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的颁奖词。
人们在赞叹这位“中国氢弹之父”取得辉煌成就、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终身荣誉时，更多的是被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始终践行“五个坚持”的铮铮铁骨精神所感动。
学习于敏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我们的党之所以能永葆先进性，不断地焕发青春与活力，关键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始终坚持热爱党、忠诚于党的结果。才华横溢的“土专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行动告诉我们，永远跟党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辈子做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非常鲜明，在火热的阳光下，在鲜艳的党旗前，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无愧于“共和国铸剑师”，无愧于“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其“铮铮铁骨”精神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学习于敏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回顾我们党已走过的90多年风雨历程，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党始终都是以树立大局意识为重，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英勇卓绝地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奇迹创造另一个奇迹。这也充分说明：树立大局意识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几十年来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国家核事业发展的大局毅然选择对家人“隐身”、对社会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吗？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既是新时期每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
学习于敏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而是需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无私行动。毫无疑问，于敏就将执着坚守作为一种追求，将求真务实当作是无声的语言，把为党和人民服务看作是共产党员最靓的“名片”。在国内当时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一个从未留过学的人，但他始终孜孜以求，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拼命学习，秉承“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与氢弹”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打破国外重重封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也正是因为以于敏为代表的中国物理学家们坚持极端负责、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创造了只用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奇迹，令国人自豪，让世界震惊。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更是要以于敏为样，立足本职，深深植“根”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用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党分忧，为民服务。
学习于敏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与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能打胜仗、敢打胜仗、乐于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毫无疑问，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坚持奉献精神的典范。作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一名共产党员，于老把无私奉献当作是指导自己的有偿行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为此，新时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学习于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因为自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神圣使命，就义无反顾地代表着党的先进性，也就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彰显自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大爱之“气”。
学习于敏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其实，群众看党员干部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领导干部是否清正廉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国人敬仰的于敏老师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实属不易，又在一辈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辉煌成就更难上加难。因此，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以于敏为样，学习他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砥砺前行，用“五个坚持”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6）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7）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是新中国氢弹研究中的关键核心人物。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1965年10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此后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
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提出氢弹原理方案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 年9 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爆炸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8）
“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63岁的于确告诉记者，他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先生，很受乡亲们的推崇。于家祖上几代都是文人，虽然说家里不富裕，可总是尽力供子女们读书。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从没分家。”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
“虽然一年才能见哥哥一面，但是月月都会收到哥哥寄来的钱。”于确说，因为那时其父亲和伯父已年迈，又没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几人都小，没有经济来源。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有了记忆后，每月15号收到哥哥的汇款单已经成了规律。”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投递员一进大门洞就喊：“于振远，拿手戳!”由于每月寄钱来，投递员都知道是谁给寄来的，每当盖手戳时，少不了要称赞几句：“于先生您真有福气，这样的好侄子，天底下难找呀!”周围乡亲们更是羡慕。
于确说，于敏每月寄来的钱，都贴补了家用。有一次，已经过了15号，汇款单还没寄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了，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好东筹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于确说。
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的时间里，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虽然很少见面，但他谦逊谨慎的品格却影响我一生。”于确说。
为工作抱憾没能参加叔父葬礼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78年1月12日，于确的父亲怀着对于敏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于敏同样也十分想回家见叔父最后一面。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中子弹研究工作，于敏是我国中子弹物理设计的统帅，为了中子弹的研制，他选择为国尽忠，没能回家尽孝。
10年前，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时，于敏动情地流泪了。于确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于敏十分愧疚地对于确说：“真对不起叔父，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见上一面。”于确劝慰说：“哥哥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已经尽孝了。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男人!”
1999年9月18日，共和国五十华诞前夕，于确在电视上看到了于敏的身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大会上，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佩带在于敏胸前，于敏接过荣誉证书，并代表23位授奖科学家，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讲话。
当时于确热血沸腾，为哥哥感到高兴和自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拨通了于敏家的电话，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于敏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平静、谦和，他劝慰弟弟不要太激动，自己为国家做点儿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于确说，2004年5月2日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惊动地方领导。让我领他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学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汉沽看一看。”看到于确一家生活不错，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话语里充满了对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于确说，芦台大桥西曾是于家旧时的宅院，芦台完小是他上学的地方，于敏游兴极高，他对于确说：“人到老年有个共性，对于每个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都流连难忘，林亭怀旧，频频回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于确告诉记者，于家与汉沽及滨海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家原籍在北塘，后落户芦台。于敏祖父于绍舟就读于通州师范，毕业时第一年赶上废科举，曾被官派到汉沽寨上教书办学，汉沽有名的大买卖“桐裕盛”的创始人张相炎，就是于绍舟的学生，1927年于敏的祖父患病故去。于确的二哥于慰曾在汉沽杨家泊教学，1976年唐山地震时遇难。于确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和二哥一家，1980年从天津碱厂调到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9）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0）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1）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2）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3）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4）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国家功勋于敏的人物事迹（精选篇15）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