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
于敏，核物理学家，曾毅然服从国家需要，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隐姓埋名28载，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研究，与时间赛跑，守护国防安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收集整理的“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选中，来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____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搞氢弹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说，好!我转!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说。
原子弹和氢弹一个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于敏说：“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氢弹。”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一起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计算机每周只有十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是在深夜。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对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每一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发现这个量不对了。他脑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于敏是“两弹一星”元勋里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将他比作“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于敏说。
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杜祥琬介绍：“我们还有哪几次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此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9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美国现在在做反导，一般的武器很难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对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来，它就能为所欲为。做那种控制的是不行的，我们的这种研究是对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表彰现场。这是于敏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来，面对“氢弹之父”的赞誉，他一直婉拒，他说，“这不符合科学”。“这话不科学，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团结。”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给民族做点事。
73岁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题为《抒怀》的诗总结自己，其中两句，“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写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随着他的逝世，“两弹一星”获得者目前仅3人健在。
在儿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辛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他说：“我们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一定会认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2）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于敏被授予了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只要国家需要，于敏都欣然从命，并不断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于敏说，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
时间回到50多年前。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为核弹家族的一员，原子弹，中国有了。但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氢弹成为新中国核弹家族亟待补充的重要一员。当时正在中国近代物理所进行理论研究的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于敏：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很多。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很快扎进去掌握了氢弹的相关知识。一年后，于敏根据上级指示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带领部分同事去上海出差，利用那里的计算机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他带领大家选择出了三个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模型进行验证。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有一天就很有趣呢，他就说这个物理量不对了。我们去查了查没有错误啊，逻辑上、指令上有没有错误，查也没有错误。就这么追。最后发现了一个晶体管坏了，把这个晶体管一换全部这问题就解决了。
于敏洞察入微的能力对氢弹模型最终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算，一个无可挑剔的运算结果出现了。这三个月，也成为中国氢弹史上最著名的“百日会战”，载入史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于敏：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成为世界上研制出氢弹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于敏的床头，我们能看到他摆放整齐的各类专业书籍和他最爱看的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成为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于敏：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这个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这个态度，这个不会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为权势所屈。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3）
“于敏”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为他曾经“隐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进入公众视线。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隐身”背后，是我国的核武器氢弹研究。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小组，找到了氢弹技术的突破途径，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氢弹方案。今天，88岁的于敏院士，坐在轮椅上，接过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项。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许“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贴切的。
今年88岁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时凭借聪慧勤奋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大学为于敏开启了一扇物理之门，然而不同的是，走过这扇门，这个由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带领着他的攻关组，又为祖国推开了“氢弹”之门。
1967年6月，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说起当年，于敏淡淡的笑着：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4）
两人都为中国核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5）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战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6）
1月16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重要推动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的一户普通人家。1944年，他考上北京大学理学院，师从张宗遂先生学习物理。于敏在物理学科上展现出过人的才华，毕业后即被调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协助钱三强等著名物理学家开展科研工作。
60年代，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于敏等年轻科学工作者放弃了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业已取得的巨大成果，转而开始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研究工作。
在研究团队中，于敏是唯一没有留过学的，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进行氢弹研究工作。在1966年大半年的时光里，于敏先生带领团队，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和人手一把的计算尺，完成了对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研究，解决了氢弹制造的关键问题。对比世界各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原理试验时间——美国7年3个月;英国4年3个月;前苏联4年三个月，中国仅仅花了2年8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69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里，于敏先生的身体因为高强度的科研工作垮了下来，短短5年时间里，他曾经3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多次出现虚弱、便血、休克等严重症状。
在后来的采访中，满载荣誉的老人回首沧桑往事时显得波澜不惊，他委婉地拒绝了“氢弹之父”的称呼。老先生家中客厅一幅字上，赫然印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4年，于敏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漂泊一生，归来时止不住满头白发;满目沧桑，不声不响已成国士无双。在旁人看来，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人生免不了辛苦沉寂。但是于敏先生却是这样看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7）
28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8）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9）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0）
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1）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2）
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3）
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19年1月16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而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也就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大场合，因为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隐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受任务后，于敏便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个月的奋战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是绝对保密的，要想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到关于氢弹一星半点资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废寝忘食，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转折发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在这次持续3个多月的艰难科研攻关中，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5个多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当年，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却从未后悔。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他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问题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被简称为“粗估”。与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称：“于敏的这种粗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
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在北京作学术报告。当时于敏只有32岁。这位专家刚把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介绍完，于敏便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祚庥说出了这个过程的分支比大约是多少，边说边在左手心上写着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较为稀有的核反应过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问道。
“先听下去。”于敏摆手制止他追问。
最后，法国专家公布了他的实验结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于敏说的方法确实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运用并不容易。物理学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现在对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诣之所在。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
许多同事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说：“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没想到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
常年埋头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线后，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当夫妻二人外出时，同行的人总能够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关照的温馨场景。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4）
仅仅是“国士无双”，恐怕完全无法将于敏的成就功勋对于国家兴衰民族庚续、对于子孙后代的重要影响反映出来。我认为于敏这个名字需要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语境中来被提及，只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存在，这个名字就应该被顶礼膜拜，这个名字就应当与日月同辉！
有朋友评论说不喜欢这种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虚无缥缈的所谓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很是赞同。但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又是非线性的，甚至雷同于物理上三体中的混沌效应，充满了偶然性，一次微小的蝴蝶翅膀的挥动，甚至可以引起一场飓风…所谓的“天佑中华”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正向的偶然性，是一种概率事件。
于敏幼时差点被日军的卡车撞死，高中毕业因家境困窘濒临失学，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不忍心这样的天才被埋没才资助他上了北大，在大学时又生重病生命垂危，是物理系同学们集体献血才挽救回来，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或许造就了某种程度的必然，两弹一星的事业也成就了天才施展拳脚的舞台，这也是我强调“诞生”和“发挥作用”的原因。
于敏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人所知是因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共和国给予国家功臣的最高嘉奖，一共23位科学家，任何一位都是各领域的泰山北斗，而与核武器相关的一共9位（邓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开甲、王淦昌、郭永怀、钱三强、陈能宽、于敏）。若要论资排辈，于敏恐怕要排最末，而且只有他一人没有留过洋。但要按贡献大小来排序，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吧，于敏对于核武器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且大于另外八位功勋科学家之和。这句话从来没有人敢公开说过，如果不是自媒体平台，或者但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敢这么说，这么说似乎有夸张成分和博人眼球之嫌，因为那些名字一个个都太如雷贯耳。
其实这个事实是如此的明晰，从1958年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走，自力更生开始，到1996年停止核试验全面转入实验室研究的整个阶段来看，邓稼先于1986年英年早逝；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均于七十年代离开核武器研制单位，基本上未参加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朱光亚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在国防科工委做领导工作；程开甲于1963年组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专攻核试验诊断测试；钱三强除在最早期拉队伍外没参加任何科研工作；陈能宽主要解决了原子弹的起爆问题……每一位都很伟大，但是于敏更不容易。
如果必须用几个定语来形容于敏所做的工作，那只能是贯穿始终、攻坚克难、引导方向、决定作用！并且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都是在于敏规划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着。考虑到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够线性叠加，或许有不尽准确之处，我所说的也仅限于核武器科技这一个方面，丝毫没有贬低其他科学家的意思。
王淦昌、程开甲在实验物理领域，彭桓武、周光召在理论物理领域都是几乎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有朋友留言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两弹一星是理所应当板上钉钉的…那只是宣传口宏大叙事的说辞，其实这当中的艰难困苦是非曲折甚至惊心动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在不触及保密的情况下，我想把工作中接触过的所知的点滴事实稍稍来展开一下，作为我人生最宏大的一篇命题作文。我不敢打涉密的擦边球，很多细节只能模糊过去点到即止，有空的时候会写几个字，前前后后写了几个月。以我非常有限的文字水平，写这样一个回答真的是捉襟见肘，总感觉语言苍白，平淡无力，但铁一样的事实总会胜于一切华丽的描写，我唯一能保证的是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来告诉大家于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拥有这个神对于国家和民族又意味着什么。
于敏最为人所知的称号是所谓的氢弹之父，曾经我还看到有人质疑说夸张和过誉，其实如果仅仅是氢弹之父这一个头衔，最多也只能把于敏的功勋概括了不到五分之一！
1960年，于敏被调进轻核理论小组，做一些预先研究。由于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当时尚不能确定氘氘聚变、氘氚聚变和氚氚聚变哪种热核反应适用于氢弹。由于氘从海水中提取非常昂贵，而氚的制备只能依靠核反应堆，都是极为稀缺且获取困难的材料，价值远超等量的黄金。美国人用的方法是，修建海水提纯氘的工厂，再用提取出的氘在反应堆中人工嬗变造出氚，然后做氚靶和氚束加速器进行打靶实验来测量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步骤了，但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和几乎为零的工业基础来说，连最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没法保证，这就还需要修发电站，有了发电站，还要修铁路运煤炭给电站发电，等这一切都造完就绪，多少年都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生产氚，如果氚是氢弹中不可缺少的材料的话，又不是说造第二天就能造出来的，要用的时候没有，直接就是死路一条…轻核的反应截面完全是一个实验参数，也绕不过去，怎么办，要做饭难道不用米？大神就这样第一次登场了，于敏当然没有条件做试验，只能用理论方法，于敏并没有直接计算各个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而是用一种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的上限，发现氚氚反应并不具有特殊优越性，进而否定了该路线，确立了氘化锂材料核反应中现场造氚的技术路线。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简介（精选篇15）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是20__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栏目组送给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的颁奖词。
人们在赞叹这位“中国氢弹之父”取得辉煌成就、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终身荣誉时，更多的是被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始终践行“五个坚持”的铮铮铁骨精神所感动。
学习于敏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我们的党之所以能永葆先进性，不断地焕发青春与活力，关键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始终坚持热爱党、忠诚于党的结果。才华横溢的“土专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行动告诉我们，永远跟党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辈子做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非常鲜明，在火热的阳光下，在鲜艳的党旗前，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无愧于“共和国铸剑师”，无愧于“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其“铮铮铁骨”精神更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学习于敏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回顾我们党已走过的90多年风雨历程，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党始终都是以树立大局意识为重，团结广大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英勇卓绝地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奇迹创造另一个奇迹。这也充分说明：树立大局意识是实现团结、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几十年来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国家核事业发展的大局毅然选择对家人“隐身”、对社会隐姓埋名，这难道不是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吗？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既是新时期每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
学习于敏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而是需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无私行动。毫无疑问，于敏就将执着坚守作为一种追求，将求真务实当作是无声的语言，把为党和人民服务看作是共产党员最靓的“名片”。在国内当时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一个从未留过学的人，但他始终孜孜以求，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艰巨任务。他拼命学习，秉承“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与氢弹”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打破国外重重封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也正是因为以于敏为代表的中国物理学家们坚持极端负责、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创造了只用两年零八个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奇迹，令国人自豪，让世界震惊。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新的任务，各级党员干部更是要以于敏为样，立足本职，深深植“根”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用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为党分忧，为民服务。
学习于敏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我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与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能打胜仗、敢打胜仗、乐于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毫无疑问，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坚持奉献精神的典范。作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一名共产党员，于老把无私奉献当作是指导自己的有偿行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为此，新时期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学习于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因为自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神圣使命，就义无反顾地代表着党的先进性，也就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彰显自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大爱之“气”。
学习于敏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其实，群众看党员干部好不好，最关键的就是看领导干部是否清正廉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国人敬仰的于敏老师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虽然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实属不易，又在一辈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辉煌成就更难上加难。因此，我们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以于敏为样，学习他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砥砺前行，用“五个坚持”的精神和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