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
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他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姓名却一度少有人知；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5篇)，欢迎大家阅读，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篇1）
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于敏个人简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长、所长、九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于敏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于我国核武器事业，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在氢弹突破中，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带领科研队伍完成了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氢弹突破和武器化”工作，荣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领导突破了气态引爆弹(初级)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级原理。作为小型化关键的气态引爆弹主要负责人，主持研究并解决了裂变材料的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规律、氘氚点火燃烧规律、轻重介质混合对聚变的影响、高能中子裂变反馈规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提出了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气态引爆弹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础。作为第二完成人的“气态引爆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中子弹突破中，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参加者，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明确了中子弹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关键技术问题和难点，研究了热核反应中等离子体过程，分析了中子弹的反应规律并归纳为三个阶段，提出了判断聚变点火裕量的主要判据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弹装置的突破”工作，荣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在核武器基础理论发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应内爆过程的运动规律，解决了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驰豫过程、辐射波与冲击波的传播规律等一系列基础问题。作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研究，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在核武器发展战略中，与邓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使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针对禁核试，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篇2）
“于敏”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为他曾经“隐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进入公众视线。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隐身”背后，是我国的核武器氢弹研究。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小组，找到了氢弹技术的突破途径，完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氢弹方案。今天，88岁的于敏院士，坐在轮椅上，接过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项。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许“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贴切的。
今年88岁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少时凭借聪慧勤奋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大学为于敏开启了一扇物理之门，然而不同的是，走过这扇门，这个由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带领着他的攻关组，又为祖国推开了“氢弹”之门。
1967年6月，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说起当年，于敏淡淡的笑着：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
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篇3）
两人都为中国核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
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弘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的事情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
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谢。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篇4）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他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_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回忆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同年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于敏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他也确信，我国已经取得了设计实战氢弹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事迹（精选篇5）
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