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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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篇1】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想达到什么样的道德境界，想实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这就是一个人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人拥有了理想和抱负，才会有具体的奋斗目标，才能调动自己的潜能、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袁隆平，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驰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1987年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教科文科学奖，11月2日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章”。

少年时的袁隆平，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农艺师。从农学院毕业后，他开始了育种研究。

然而，使袁隆平铁下心来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却是1960-1962年中国连续3年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几乎是颗粒无收，无数的农民被活活饿死。袁隆平感到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他立下志愿：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多打粮，摆脱饥饿!

确定了志向之后，然后就是选择突破口。他最初拜倒于米丘林、李森科的门派之下，但是经过实验和思考后，他觉得他们的理论太空洞、太教条。于是，在一位老前辈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孟德尔的杂交优势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袁隆平下定决心，“改变方向，搞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许多国家都在研究，但是均未能达到水稻杂交优势的目的。他认真地翻阅前人实验的各种记载，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第一步，找到雄性不育株，即母禾;

第二步，找到一种特殊水稻品种作父本，即保持系;用父本给母禾授粉，使其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特征，即不育系;

第三步，选择一个稻种与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恢复生育能力，叫恢复系。

三系配套，便可制种。

在目标确定后，袁隆平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

为了找到一株雄性不育株，他独自在田野里寻了半个月;为了寻找远缘品种，他与助手远上天涯海角，每天在野外奔走。得到了不育株，又需要授粉、浇水、观察，精心照料，忙碌半天有时只能获得几颗种子。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尝试了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实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1966-1976年期间，他虽然没有蹲“牛棚”，但是愚昧和嫉妒编制的厄运却他无法摆脱的。一次，他从家里返回学校，发现实验田里的秧苗一根不剩地被人拔走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他丝毫也不灰心，反而加强了他把实验搞好的愿望。

为了育种，中只在家中过了3个春节;然而最遗憾的是，父亲死前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

天道酬勤，在其他农业研究机构和同志们的协助下，我国籼型杂交水稻终于研究成功!这一品种在短短的几年内，为国家增产粮食2120亿斤。它作为我国第一项出口技术转让给美国，比当地的良种增产37%;日本、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相继引进实验，增产都在20%以上。袁隆平成为人类绿色______的使者。

袁隆平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在于他济世的朴素的思想，在这种朴素的思想支撑下，才有了他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的志向，才有日后籼型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为我国、为世界增产粮食的美好愿望。

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篇2】

孙家栋，我国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先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等。

出生于1929年的孙家栋，年少时，便显露出坚韧的品格。他曾因左撇子被学校劝退，但仅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熟练使用右手。21岁时，孙家栋应招入伍，随后获得去苏联学习飞机制造的机会。求学7年，他带着“斯大林金质奖章”，登上了归国的列车。

1967年，孙家栋的命运来了个急转弯。钱学森先生亲自点将，37岁的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在要资料没资料、要经验没经验、要专家没专家的窘境下，研制“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的卫星。难到什么程度?孙家栋说：“第一、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干;第二、大家都没干过;第三、你要干这件事情，要用的东西没有。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但当时，国外卫星纷纷上天已成事实，时不待我，再晚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孙家栋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那一年，孙家栋41岁。“公布了以后，我们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进不去了，已经人山人海了，都在庆祝。”孙家栋说：“每次发射，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次发射是绝对绝对成功的。投资要十个亿，初期干的时候一个型号干十年，干的人加起来又有十万人，这么大件事，最后按按钮的时候掉链子了，你能受得了吗?尤其是技术牵头的人。”

1974年11月5日，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20秒后。“我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之后的三天三夜，孙家栋和同事们在滴水成冰的沙漠里，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最终发现是火箭控制系统内的一小段导线，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我们就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探月工程风险很大，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却毫不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信号传来，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大家欢呼，拥抱，振臂庆祝。孙家栋却默默转身，低头掏出手绢，老泪纵横。“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确实一生都忘不了。所以有的人问我，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一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们说，这很难分，每一次有它难办的事情。”孙家栋说。

6月5日，风云二号最后一颗星——风云二号H星成功发射。作为风云二号工程总设计师，89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出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发射。他说： “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它了。”

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篇3】

1997年11月，张定宇同志曾响应国家号召，随中国医疗队出征，援助阿尔及利亚。

2008年5月14日，四川汶川地震第三天，张定宇同志就带领湖北省第三医疗队出现于重灾区什邡市，全力抢救伤员。

2011年除夕，张定宇同志作为湖北省第一位“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西北的蒂默加拉医院，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年。那天凌晨，他被一阵电话铃声唤醒。一名产妇子宫破裂出血，需紧急抢救。张定宇匆匆赶到手术室，做麻醉，稳定病人血液循环。不到30分钟，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紧接着，第二台剖腹产病人转到手术台，张定宇紧急给产妇侧卧位做腰麻。麻醉完成，快速输液，20多分钟，又一个新生命诞生。

2017年，张定宇同志随武汉市卫健委赴外地出差，被专家发现腿有异样。

2018年10月，张定宇被确诊患有渐冻症、双腿日渐萎缩。

2019年11月，武汉市发生比较严重的流感，感染科病床已满，在做好消杀工作后，结核科等其他科室马上接收流感住院病人。这为疫情中的跨科室作战打了“前站。"

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最早接诊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收治病人全部为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院长张定宇隐瞒自己患渐冻症的病情，顾不上已感染新冠的妻子，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他说：“虽然有愧疚，但当时不需要做取舍，能帮助到别人，觉得很幸福!”

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篇4】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______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______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______，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______。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______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______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______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功勋模范人物风采事迹【篇5】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