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于敏的事迹
于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89岁,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篇1)
于敏,男,89岁,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面对祖国的召唤,他隐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热血忠诚,默默奉献给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9年,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5年,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____亲自为其颁奖……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于敏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我国氢弹研制和国防尖端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1年,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说:“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然后马上跟大家讲解。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有时因为产生灵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领导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无休止地工作,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个数据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他突然发现原设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但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还是立即报告了上级,要求暂停试验。经过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抵偿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上级领导问他:“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认真地答道:“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我国核试验成功率之高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潜心钻究的20多年间,他带领着科研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之前,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
1985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1987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1987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201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等称号。
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篇2)
“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30年后“氢弹之父”名字才获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篇3)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这个名字过去数十年里曾经一直是一个秘密,如今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篇4)
于敏当年突破氢弹理论,一开始还只能使用计算尺。
从此我国氢弹研制走上快车道,1966年5月9日我国第一颗助爆增强型原子弹成功,为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用于改进氢弹扳机的设计。1966年底,我国首颗氢弹核扳机和被扳机设计冻结,进入制造阶段。1966年11月28日我国进行了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当量12.2万吨TNT,其实较真的说它从原理、材料和构型上看,都是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只不过它只是作为氢弹原理的验证试验而不是正式准备的第一颗氢弹,并特意限制了当量而已。
1967年6月17日,我国使用图16轰炸机空投完成首颗氢弹的,当量330万吨,标志着"1100"工程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
于敏构型是其中一个
喜欢军事的朋友可能早已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两种氢弹构型,于敏构型是其中一个。"
这种说法略有夸张,因为在尖端科学技术上殊途同归,各核大国的氢弹构造很快就变得大同小异。但可以这么说,世界上只有两国国家独立研制了氢弹,美国是第一个,另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
前面提到著名的氢弹Teller-Ulam构型,即用一颗原子弹作为扳机来引爆氢弹的聚变材料,于敏提出的构型也是如此。但话说起来简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大国的物理学家、核科学家们都在绞尽脑汁去寻找引爆聚变材料的方法。
英国科学家Klaus Fuchs先想出了Teller-Ulam构型,但他没有条件去实现。后来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这个构型,并在工程上实现了。美国、英国同为盎格鲁-萨克逊人,二战后好到同穿一条裤子,美国人成功后对英国盟友进行了指点,所以英国在1957年也成功研制了氢弹。
法国人一向"高冷",但出于对付红色苏联的需要,英国人对法国核武进展缓慢非常着急,1967年9月进行了"点拨",于是法国在1968年8月了首颗氢弹。
科学家于敏的事迹(精选篇5)
现在就剩下苏联,他们的氢弹是否自行研制的呢?
冷战结束后,苏联"氢弹之父"Sakharov出版了个人回忆录,书中对氢弹突破的叙述很简略,多少还显得模糊、暧昧。这其中最蹊跷的是,当事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氢弹Teller-Ulam构型。后来Sakharov的同事Feoktistov回忆时,干脆说发现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人宣称是发现者,这一发现可能来自核间谍的情报。
与此同时,美国核科学家在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时,纷纷猜测某某同事是苏联间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信仰对西方精英科学家有莫大的吸引力。本文多次提到的英国科学家Klaus Fuchs曾参加美国曼哈顿工程,他在四十年代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核武机密资料,在1950年被逮捕。
Klaus Fuchs并不是真正的间谍,他的动机来自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但在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人意料地公开了曼哈顿工程中一个真正的苏联间谍George Koval的身份,并向他追授俄罗斯英雄勋章。Koval 1913年出生于美国,是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代。他在193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随父母回到苏联,从苏联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毕业前被克格勃招募,之后被派回美国。1944年,他进入美国核材料生产基地--橡树岭工厂工作,在此期间向苏联提供了美国核材料生产的各种情报。二战结束后,美国反间谍部门开始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警觉的Koval随即逃离美国,回到苏联他的母校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学校执教,直到2006年1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