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5篇，欢迎大家分享。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精选篇1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如果不出意外，他长大后也会像父亲一样悬壶济世，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然而一场战争爆发，却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
七七事变后，沿海城市的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了。可日本鬼子轰炸愈发频繁，每次警报一响，还在上小学的黄旭华和同学都被逃难的人潮挟搂着往城外的山洞跑。逃难的经历让幼小的黄旭华感到无比屈辱：“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为什么别人敢来我们家欺负我们?!我不学医了，我要造飞机、造大炮，造军舰!”
于是，黄旭华走上了一条与父辈完全不同的道路，21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1954年，他在专家的指导下，设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扫雷艇和第一艘猎潜艇。曾经的少年郎已成长为国之栋梁，可黄旭华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些成就所带来的荣誉，他的命运，又一次被改变了。
1958年的春天，研究所通知黄旭华到北京开会，黄旭华没多想，连行李都没带就来到了北京。可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次，他回不去了。
和黄旭华一样被通知到北京“开会”的共有29人，都是舰船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19”的研究所。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行的目的，都一无所知。
直到几天后，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大家开会，黄旭华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在当时，核潜艇是顶尖的军事装备技术，为打破当时的军事强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下了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随后，我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29位经过反复遴选的杰出专业人才，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开始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而年轻的黄旭华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总工程师。
顶尖的科研难度意味着严苛甚至说残酷的保密要求，而那时的黄旭华很清楚，“保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年轻的黄旭华没有来得及跟父母家人告别，放下了从前的一切荣誉与成就，从亲友们的身边消失了，他留下的，只是一个神秘的145信箱……
这个145信箱在哪呢?不在北京，在海上。
研究核潜艇当然得去海上，因为机密和危险，还必须是远离人烟的海上。在海上奔波了几个月后，黄旭华和战友们在黄海和东海的中国海域分别选择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小岛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在地图上也查不到。为了保密，不通邮，不通电话，偶尔只有经过伪装的民船靠岸送给养和信件。就这样，黄旭华带着团队到岛上扎下了根。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29名科研人员已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可就是这样一支堪称“天团”的队伍，都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核潜艇长什么样。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在可能爆发的核战争中，核潜艇担负着第二次核打击的重任。只要一个国家还剩下一艘如幽灵一般飘荡在大洋之中的核潜艇，那么它就足以对侵略者发动致命的报复，甚至扭转战局!因此，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不是其他武器装备能够比拟的。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也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同时将其列为顶级机密。所以说，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是真正地从零开始。
那么第一艘核潜艇，到底该怎么造呢?说出来您都不信，帮了大忙的，是一个小小的玩具模型。
原来，就在整个团队艰难推进的时候，有人从国外带回两只儿童核潜艇玩具模型，搁在别人，可能不会太在意，一个玩具有什么参考价值，可黄旭华不一样，他通过计算、对比，发现这个玩具模型与他们之前搜集到的许多媒体资料数据都是相吻合的，这让所有人都信心大增。于是，一个玩具模型，就成为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为了尽早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潜艇，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核潜艇的发展列入了国家战略，并打破常规造船程序，采取了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的“五边”政策。除了这打破常规的“五边”政策，缺乏计算机支持的研制团队，甚至用上了算盘、计算尺。这是什么概念?这个3000多吨重的钢铁圆筒，需要集成航海、导弹、计算机、核反应堆等几十个专业学科，而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艇内仅控制阀门就有一万多个，各种仪表达到几千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但黄旭华和团队的成员们，却只能凭着手里原始的算盘与计算尺，与这些天文数字展开激烈的战斗。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这一场核潜艇从零到一的攻坚战，黄旭华和他的团队赢了，而且赢得足够漂亮，可接下来的10年，他们却依然像核潜艇一样，深深地藏在历史的海洋中，为中国的核潜艇事业继续默默无闻地付出着。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号潜水艇在交付海军使用之前，必须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可就在试验即将进行之前，黄旭华发现参与实验的艇员心理包袱很重，有人甚至给家里留了遗书!
原来，在此之前有国外的先进核潜艇在进行深潜实验时失事沉没，所有参试人员一百余人全部遇难。面对这样的情况，黄旭华的解决办法简单而有效：“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他这一句话，点燃了整个会议室，战士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位时年62岁的总设计师，要和他们一起去冒险。而黄旭华的心里，却没有太多波澜，作为总设计师，他不仅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要为艇上一百多个艇员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一点，黄旭华有信心。
实验的日子很快到来了，黄旭华与艇员们一同进入潜艇，慢慢沉入深海。
50米、100米、130米、160米、180米、190米、195米、197米……随着深度不断增加，核潜艇下潜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每一秒都像是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狭窄的潜艇仓内，安静地甚至能够听得到一百多颗心脏跳动的声音，海水的压力不断增大，潜艇外壳也在慢慢发生着形变，下沉到300米时，潜艇顶壳因为承受着巨大的水压逐渐变形，发出咔咔的声音，个别的焊条因为到达了承压极限而撕裂，发出了好像尖叫般惨烈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在水下300米的深处令人毛骨悚然。而黄旭华却依然镇定自若，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就这样，这艘国产核潜艇满载着黄旭华和艇员，一直下沉到既定的实验深度，再缓慢地上浮到海面。实验，成功了!
这次深潜试验，黄旭华的眼底、耳朵和牙龈都因承受压力过大而渗出了血，同时，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成功后，黄旭华兴奋地拿起笔写了几个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从此，中国核潜艇劈波斩浪，遨游在深蓝的大洋之中，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释放出巨大的震慑力。
30年前，黄旭华最后一次回老家过春节。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爸也老了，你们要经常回来看看……”黄旭华点头答应。可从这之后的三十年，他再也没回过家，甚至与家人亲友彻底断绝了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在北京哪一个单位?黄旭华能给出的回答，永远是沉默。
父亲将他寄回的钱退回，姐姐也写信骂他“越大越不懂事”——面对那张退回来的汇款单，黄旭华心中五味杂陈，再后来，父亲因为脑梗到北京看病，父母和兄弟姐妹除了145信箱外，完全没有其他任何能联系到他的方式。等到黄旭华收到信时已是半个月后，父亲早已离开人世，老人家是带着埋怨和不解走的。在父母兄妹眼中，这样的黄旭华，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子。1987年，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黄旭华把杂志寄给了母亲。
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黄旭华的名字，可三十年未见儿子的母亲，硬是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他的样子。母亲满脸泪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文章，她把子孙们召集过来，郑重地对大家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
如今，黄旭华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的时候，黄旭华留下了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每年冬天，他都会戴母亲的围巾。那时他才会感觉到，母亲永远与他在一起。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3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2019年9月17日，为新中国军事装备事业隐姓埋名奉献一生的黄旭华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而黄老却说：“这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精选篇2
核潜艇形成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试验。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试验，上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深潜试验时沉没，艇上一百多人全部丧生。“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1988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有了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64岁的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这次重要而危险的试验。他说：“我是总师，我要对潜艇负责，对艇上战士负责。”
其实，黄旭华心里比谁绷得都紧，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哒”的响声。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
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了极限深度时，潜艇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上浮到了安全深度，潜艇里的官兵都沸腾起来，试验成功，新纪录诞生了!
作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加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挥笔写下了四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黄旭华说。
同年，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具有二次核报复能力的国家。
从而立到花甲，黄旭华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从无到有、第二代核潜艇的跨越发展和第三代核潜艇的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代核潜艇与核动力协调总体方案;主持完成了第一代艇现代化改装;主持开展了第二代艇预研工作;作为战略科学家，为中国未来核潜艇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装备的持续创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精选篇3
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核潜艇技术，都被列入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黄旭华走上研制核潜艇的道路，就已经做好了无法“赢得身前生后名”的准备。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刚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要求。
从此，黄旭华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
1987年，在老家的黄母收到了一本黄旭华寄来的上海《文汇月刊》，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文章并未提及具体名字，但提到了其夫人李世英，黄母这才恍然大悟。
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没想到，30年没回家、被兄弟姐妹们埋怨“不孝”的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
她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三哥(黄旭华在兄弟姐妹中排第三)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黄旭华在远方得知，他哭了，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了黄旭华继续核潜艇事业的动力。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阎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字：“我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带、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在为国打造重器而隐姓埋名的日子里，黄旭华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孤寂和痛苦。随着解密期的到来，他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也一步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1994年，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中国好人”、201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
而今日，尽管在核潜艇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奉上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称呼，黄旭华并不接受，认为这是集体的功劳、团队的贡献。“我仅仅是核潜艇研究战线中的一个成员，站在我的岗位上，完成交付给我的任务而已。而且核潜艇牵扯的面很广，是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2000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协作搞出来的。”
的确，为做惊涛骇浪的大事，选择隐姓埋名的人，不只是黄旭华。
“作为我国核潜艇战线的一名老兵，近60年来与同志们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我永世不忘。”在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典礼上，黄旭华声音洪亮：“我愿继续为核潜艇事业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2016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而它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除了每天上班，黄旭华还经常到校园、科研院所做讲座。对于年轻一代的科研设计人员，黄旭华会送给他们“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自己要做年轻人的“啦啦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必要时出个点子。“什么时候退休不知道，身体还可以干几年。”
黄旭华也深深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这位719所前工程师，年轻时投身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中，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直工作到退休。
而黄旭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
从1945年“弃医从工”，到30年的隐姓埋名，1988年一起深潜，黄旭华，与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名藏于九地之下，声动于九天之上。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精选篇4
黄旭华是我国核潜艇的总工程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滞后的。国家领导人为了能够增强国家的力量，秘密开展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而担任这个工作的总工程师就是黄旭华。
为了保障工作的保密性，黄旭华不得不孤身前往“孤岛”，并且一呆就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对家里人也是采取保密的态度，甚至在父亲病危的时候也没有赶回去。在不知情的人眼里，黄旭华俨然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黄旭华本人也一直觉得此事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好在他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尽管当时我国对核潜艇的了解很少，但是黄旭华和和他的团队硬是在十年后成功研制核潜艇。在当时如此薄弱的科学环境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实在是一件令世界都为之惊叹的壮举。
国家功勋模范黄旭华事迹材料精选篇5
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他曾隐姓埋名30年;他的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却有无尽的力量。
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黄旭华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
93岁的黄旭华，至今还没有退休。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太极长拳，早餐是一块面包，加少许核桃、葡萄干，从家中步行3000步左右，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办公室倚靠墙根堆着各种资料，这些文字、数字，凝结着黄旭华的毕生心血。抓紧时间整理好这些资料，是他迫在眉睫的愿望。黄旭华时常感到“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
“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黄旭华说。
打造国之重器
“父亲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医者家庭，从医是他幼时的梦想。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面对当时落后贫穷的祖国，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保护祖国蓝天;制造军舰抵御海上侵略。”海边出生的黄旭华，194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开启了与潜艇一生的缘分。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种新武器的巨大能量，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当时有一个说法来描述核潜艇的续航能力：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用柴油作燃料，则需近百节火车皮的柴油。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
黄旭华用了个有意思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1958年，出于国防安全形势需要，中国也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选拔了2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骨干人才，组建了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改为09研究所)。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作为1/29，被选中参加研究。
研究开始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毛泽东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在位于武汉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大楼里，毛泽东主席的誓言刻于墙壁之上。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那个地方一年刮两次七级大风，一次刮半年。”黄旭华回忆说。恶劣的自然条件还不算，没人、没钱、没资料、没技术，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不知道核潜艇长什么样。
因为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型是水滴型。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普通线型，再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都成功后，才结合研制成水滴型核潜艇。
而黄旭华认为时间紧迫，在与团队商定后，通过大量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决定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
“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只能“大海捞针”——从国外报刊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研究人员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模型玩具。大家把玩具反复拆装，发现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和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构思出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黄旭华说。
资料难找，数据计算也是难题——他们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那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部件配重，他们只能靠一台磅秤一个个零件称。为保证计算准确，科研人员分为两三组分别计算，结果不同就重来，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至今，黄旭华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说。
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但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